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这一领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从甲骨、墓葬和城址入手,侧重于同文献学和编年学密切相关的年代学以及史实考证,并根据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式将殷商时期厘定为奴隶社会。新进展则从考古学材料和文字记载中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提炼,内容涉及环境与经济、聚落形态、甲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方面。就中国上古史重建的现状来说,将考古发现比附文献记载或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已经无法胜任重建上古史的任务,甚至最终会将这项研究引入一条聚讼纷纭、毫无结果的死胡同。在21世纪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破除"天下国"的心态,了解和吸收国际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努力重建21世纪水准的中国上古史。     

会议公告

<正>甲骨文是现代汉字的前身,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文研究不仅推动了古文字、商周史研究的进步,也促进了古汉语、古音韵学、古科技史、考古学等学科的构建和前进,促进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范围,她促成了一门国际性学科的诞生和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构建。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当代考古学对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禹夏地望在黄河中游之说的论证逻辑,是依据二手文献画出来的"图"去索一手考古遗存呈现的"骥"。因依文献所绘之"图"失真,求索方法以及考古认识之"骥"皆有偏差,结果不能成立。此举是用二手史料去牵引和诠释一手证据,颠倒了主证和辅证的关系,违背了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上古史的基本历史框架只能从考古和自然等一手史料中重建。二手的文献只有在经过形成过程分析并厘清文献形成背后的立场后,才具有史料价值。透过一手史料的分析亦足以证明,所谓大禹在豫西晋南治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史前社会的整合与重构--读《中国远古社会史论》

远古时代,一般是指从人类出现到夏王朝建立以前的漫长时期.因文献中对于这一时期的记载多限于神话传说,故又称传说时代.近年来,随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各地层出不穷的考古资料为这一领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重建中国史前史成为古史研究的重点课题.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为本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第一次联袂于通史撰述中的成功尝试,对于重建真实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这种新材料的使用为历史学开辟了一个完整的领域,但由于考古学极其繁杂的分析方式与晦涩的表述语言,使其很难与其他学科畅快交流,考古学的基础资料也被目为天书.     

殷商巫术的研究概况

19世纪后半以来,由于全球学术界皆已正视巫术或巫文化在人类史上的意义,故研究成果颇为可观。受其影响,中国地区早期在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的带动之下,在中国古代巫文化方面,亦取得若干成果。晚近一二十年来,巫文化的研究更有日益蓬勃的趋势,成果亦愈加可观。从甲骨文与金文等的材料,以及近年的若干参考数据等,以研究殷商时期的巫术资料为主,进行考察殷商巫术的概况。     

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各有特点。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古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     

我的两个“猜想”

若是上古史没有进入史书记载；若是社会秘事，不便公开入史；若是凡夫俗子类，没有人为他编进史册。凡此等等，往往都进入了民间传说。     

云南考古三十五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作

解放前,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云南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唯一的一次考古发掘是1939年至1941年吴金鼎等学者在洱海沿岸进行的,后来发表了一本比较粗糙的报告。 解放后,云南开始有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作,云南考古学业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在党和各级机构的领导下,已拥有一支从事云南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专业队伍,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本文综述三十五年间云南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郑谷诗歌研究述评

郑谷是晚唐后期重要诗人,近20年来郑谷研究逐渐深入。学界在生平事迹的考证、诗集的整理、作品真伪考辨以及郑谷诗歌的艺术特点、渊源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郑谷研究也存在考证结论缺乏确凿证据、不够重视已有研究成果、选题立论及论述单一重复等问题。郑谷研究拥有相当广阔的前景,有待于学者去挖掘和探索。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顾炎武散文初探

顾炎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学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在清初文坛享有盛誉。其散文贯彻着“经世致用”的写作原则,体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怀,语言简洁凝炼,文风朴实无华。     

谈殷周青铜器研究立标准器断代的首创权

传统金石学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都产生过一定影响 ,它也同西方考古学方法论有某些共通之处 ,青铜器研究立标准器断代法就是一个显例。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现代学术文化与20世纪古文献学研究

古文献学研究在20世纪初有一些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之风、整理国故、古史辨运动以及学术专业化的发展等现代学术文化风潮,对古文献学研究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古文献学的新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