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政治文化特色新论

张之洞在“经世”—“洋务”的路上后来居上 ,“最乐道”“中体西用” ,为“务通”、“务本”力言、力行 ,在晚清大员中罕有比匹。用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透视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是两重性的 ,但其主要政治品格是一种应对“大变”、“全变”历史趋势的新的“不变”论。“中体西用”论是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心路历程上的一座“幽巷”和“迷宫”。生动活泼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 ,不宜也难用“体用”这类带有单一、单向思维定式特征的传统范式去规约。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中体西用”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

1990年秋,在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一位德国朋友强调“中体西用”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这一简单的直言判断乍听很觉奇怪,细想则深有趣味。问题的症结在于:1.同光年间“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后屡遭批判的“中体西用”,何以又成为当今四个现代化的阻力?2.究竟如何正确评价“中体西用”这一“流行语”的历史价值。显而易见,这位朋友直觉到持续批判了近一个世纪的“中体西用”,虽然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但并未退出文化舞台,反而还在现实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已有同感。但在理性上对我们民族的     

"卫道"与"开新" --试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及实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儒臣"自居,却为救国在"卫道"与"开新"之间痛苦抉择:欲"卫道",必"保国";欲"保国",必"开新";而"开新",又会威胁到"卫道".张之洞在"卫道"与"开新"之间走出了一条"中体西用"之路,巧妙的融"卫道"与"开新"二者于一体.本文将简要介绍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并结合历史事实简要评价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历史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使人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日、西近代化模式之比较

文化整体论观念上的“模式”是指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近代化模式即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进化过程中的新旧文化结构形式。这一形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日本表现为“和魂洋才”。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关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还未开展过讨论,至于将中、日、西三种近代化模式一同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更是鲜有。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历史很长,而且从没有间断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其中有哪些东西值得思考,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呢?这里打算从艺术借鉴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当然,艺术性与思想性有区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我们谈起诗歌艺术时常常会涉及到“境界”,而这个“境界”难道就只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性问题吗?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极高,就因为这两句诗寄托了诗人全部的身心,凝结着诗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对张之洞《劝学篇》中涉及教育的篇章进行分析与归纳 ,并从教育的目的、手段及教育实践等方面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作了初步评述。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以《劝学篇》为中心

学界通常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典型代表。但细究《劝学篇》全书之意,中体西用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之语。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比以往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一文化观以纲常论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将民权思想断然排除在可以接受的西学之外;又以会通论作为文化的基本取向,极力主张中西之间全面融会贯通。其纲常论作为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宣言,无疑阻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而其会通论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的文化思考,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问题初探

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那么,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有没有个“实质”的问题呢?如果有,又是什么呢?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把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一个深刻总结。列宁在作出这一论断的同时又指出:“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 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的这个思想,他在《矛盾论》中科学地解释了这个思想,并作了重要“发挥”。比如,他第一次提出了“矛盾问题的精髓”理论和“矛盾双方必分主次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原理,这就把研究重点深     

析同光清流的思想倾向

同治末光绪初 ,清中央政府内部崛起了一个自称“清流”的派别 ,他们试图通过强调儒家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观 ,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但是 ,他们对传统的维护和对儒家意识形态的坚持都是不完全的 ,随着应用于具体情境的不同需要而发生变化 ,造成他们思想外观上的复杂和矛盾。同光清流将儒学“术用化”这一思想倾向是戊戌变法前期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说的前奏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心态转变必经的一环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