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

《金瓶梅》是文人创作还是艺人集体创怍,这是当前关于《金瓶悔》成书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将《金瓶梅》成书的素材来源考证清楚。为此笔者已写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等论文,本文则就《金瓶悔》抄引话本小说问题作一考探,并对《金瓶梅》的成书问题发表些浅见。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试评魏子云先生对《金瓶梅》语言的看法

人们对《金瓶梅》的语言(下面均简称“金语”)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特别在讨论《金瓶梅》的作者是哪里人时,“金语”更成了各家争论的焦点,意见颇不一致。台湾学人魏子云先生是研究《金瓶梅》的名家。他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思想艺术”和“作者是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石昌渝、尹恭弘两先生在《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前言中说:“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的考证,魏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探讨《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就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一、《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过去长期流传的是“嘉靖说”。最早提出此说的,当为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相传嘉靖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此则约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屠本畯与屠隆是同里同宗,但屠本畯于万历二十九年罢官归里时,屠隆     

《金瓶梅》原是评话再论

我在《<金瓶梅>原是评话说》论文中曾列举八方面的“内证”,得出以下结论:“《金瓶梅》原来是评话,所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实是《金瓶梅》评话的最早的记录者、整理者、加工者和再创造者。他在《金瓶梅词话》成书中的作用,约略相当于施耐庵、罗贯中之于《水浒》、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金瓶梅传入朝鲜时间考》

《金瓶梅》在１６１１年，即许筠《惺所覆瓿藁》成书时还不可能传入朝鲜；《金瓶梅》传入朝鲜的时间在１７２０年至１７７５年之间；当时传入朝鲜的《金瓶梅》是张竹坡评点本     

考辨《金瓶梅》作者成书纵论《金瓶梅》思想价值——黄霖金学研究综论

黄霖的《金瓶梅》研究"外学"与"内学"兼善,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作者成书研究,二是《金瓶梅》社会价值研究。黄霖的主要代表性著作《金瓶梅考论》和《金瓶梅讲演录》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黄霖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是独具代表性的"一家之言",他提出的《金瓶梅》"反腐败经典说"也极具启示意义。     

《金瓶梅词话》方言新证

关于《金瓶梅》的方言，向有鲁语说和吴话说。本文则以相当有力的证据，提出了晋语说，找出了山西雁北方言说。文章运用山西雁北方言可以明确破译《金瓶梅》中许多公认的语言难题。运用史料所记载的古代山西方言，与《金瓶梅》中方言土语相比较和印证。最具说服力的史料是本世纪初成书的《古今笔记精华》中方言部分，和清代光绪十八年成书的《山西通志》中方言部分。通过认真的比较，进一步证明了晋话说的可靠性，从而找到了开启《金瓶梅》语言之迹的钥匙。     

陈继儒六言绝句初探

陈继儒是明末小品文大家,他著作丰富,诗、词、文俱佳。他的六言绝句在节奏韵律、对仗、押韵形式、意境等方面都有独创性。陈继儒综合了古体诗与近体诗的特点,创造了自己的六绝节奏形式。陈继儒的六言诗采用全对仗、全不对仗、前两句对仗三种形式;押韵形式有首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两种,而以首句不入韵为主;意境富有情韵;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由于这些特色,他的六绝可以称为"眉公体"。     

陈云关于保持执政党先进性的战略思考——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

陈云同志作为一位卓越的实干家和杰出的战略家,在深悟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精通整个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从党风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对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进行了多视角的战略性思考。陈云的思考,视野开阔,立意深远,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具有鲜明的战略特色。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中共创建时期的张太雷与陈独秀

张太雷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五四运动精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当他完成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使者的使命归来时,已成为此期党内马列主义水平的代表。在当时中共作出加入共产国际这个必要也是必然的抉择时,又给予陈独秀以热忱的帮助和影响,着力协调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陈独秀也很看重张太雷,他们为完成党的创建工作而共同努力。     

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

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敏锐地指出,候景之乱不仅于南朝社会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于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而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本文从陈先生之说,以岭南土著为例,阐述其在南朝的变化。文中还对陈先生使用阶级一词作了辨释。     

陈云与辽东土地改革

陈云在领导辽东土改运动中,确定了土改的总原则,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了经验及时推广,并根据土改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将“求透不求快”的方针调整为“又快又透”方针,使辽东土改推进得比较顺利,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辽东土改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偏向。尽管陈云在“左”的偏向泛滥之前已离开辽东,但他仍然坦率地承担了主要责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胸怀。      

《石头记》己卯本、庚辰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二

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的重大突破表现在对己卯本、庚辰本的研究上,既找到了己卯本的藏抄主人是怡亲王弘晓,又找到庚辰本同己卯本的血缘关系。己卯本是同曹家有着两代交往的怡亲王弘晓的家藏本,其底本可能来自曹雪芹或者脂砚斋的家藏本。庚辰本与己卯本有着一个共同的祖本,这就使保存完整而又最近真的庚辰本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本子。     

《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

本文以北宋年间晏殊<类要>中所引<玉台新咏>为主要依据,通过对"郑玄抚刻本系统"和"陈玉父本系统"不同之处的细致分析,突破了自清初以来学术界在<玉台新咏>版本问题研究上所陷入的误区,初步确定了<玉台新咏>原貌的几个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论证<玉台新咏>只可能编纂于陈代,其编者决不可能是徐陵,而只能出于该书<序>中所言的一位宫中妃子之手.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又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