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一点看法

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含义是：伟人只是时代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这是就伟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而不是就其他人或所有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这是说只有伟人可以成为历史工具,只有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可以成为历工具。成为历史工具的人只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而不是所有人。对其局限性应该从文本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     

再谈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源头

瞿秋白的＂历史工具＂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英雄＂观的深化。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是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形成、提出＂历史工具＂论的。     

瞿秋白对五卅运动的历史贡献

在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提出了斗争应有的方向、目标及其策略和方针,并在五卅运动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高度评价和肯定了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对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瞿秋白对中共三大的历史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尤其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后,做出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为三大作出了众多历史贡献。     

瞿秋白个性观的演进论析

从个性至上论到个性工具论,再到重估个性的价值,瞿秋白的个性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其与＂五四＂前后、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前期三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相贴合。其中,前两个阶段瞿秋白个性观的历史演进具有时代的共性,而第三阶段则体现出其比较独特的个性观的心路变化历程。反思瞿秋白个性观的历史演进,有助于理解个性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关系。     

瞿秋白论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期间,瞿秋白不仅直接领导了反帝爱国运动,而且写了大量文章,为五卅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斗争的策略和方针,并在五卅运动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高度评价和肯定了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对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的游民论

在帝国主义、军阀和乡绅地主的多重压迫剥削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凸显。立足于对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分析,瞿秋白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总结了阶级分化所造就的游民群体,细致辨析了该群体的分类及特征,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深入分析了游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改造游民的路径选择。系统地研究瞿秋白的游民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对中国民主革命所作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价值,进一步揭示其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人间化”的构想

“共产主义人间化”是瞿秋白一生追求的最高革命目标。其政治构想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达到无阶级无国家、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构想是公有制、有规划和大生产。     

论瞿秋白的人文精神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人文精神是人类为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理想信念、价值准则以及勇于实践的奋斗精神。作为对人类价值追求的意识倾向,人文精神可以从两方面体现,一个是思想表达,一个是行为表达。瞿秋白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表达主要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理论著述之中。     

论瞿秋白的人民群众观

瞿秋白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把群众观念作为指导工作的根本观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重视宣传群众的科学性与通俗化,关心民众疾苦,深入了解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支持工农运动,在实践中探索了党的作风建设。这一历史奉献为党建理论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三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因此构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瞿秋白把它作为文学和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同时使用,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     

论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瞿秋白作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文化观,主要表现在尊重原著与服务中国的翻译观,遵从马克思的本真思想,立足于中国大众的文化观以及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实际的文艺理论观的三个重要方面。     

简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瞿秋白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认为,农民阶级人数众多,受压迫重,革命性最强,但它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联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激流中的舞者——试论瞿秋白的文艺美学观

作为中国现代文论史上一名杰出的文艺工作者,瞿秋白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并且借鉴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苏俄一些文艺革命家的文艺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在文艺大众化、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艺的实践理性等方面对中国的文艺发展现状进行了时代意义上的重新建构,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明确了方向,对革命文艺及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对当下文艺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鲁迅与瞿秋白诗学观及旧体诗词创作比较论析

旧体诗在新文化运动后作为一种边缘文体被排斥在现当代文学主流之外,鲁迅与瞿秋自的旧体诗创作虽是他们从事革命活动之余的戏作,却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息,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大变革时代革命者丰富的心灵世界。文章从论析二者地域与文化上的分殊为起点,进而审视二者在诗歌理论与具体创作实践上的异伺,并指出蕴藉于文体变迁中的文化意义。     

再论屈原爱国思想及其历史进步性

屈原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和爱国情感,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合乎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出土文献表明,开创了荆楚文化的楚人富有开放创新的民族意识,屈原时期的楚国依然具有一统中国的实力。屈原对故土邦国的热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思想的源头。     

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

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计划和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提出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一些看法。他的翻译思想受到了历史及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影响：首先，他从历史和时间的角度，认为他的中国位置和西方“现代性”之间有历史性的文化差异；其次，他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异质性的表述与批评动摇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翻译的稳固关系；最后，他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翻译所产生的差异问题。对瞿秋白来说，翻译成一个正在形成的、口头的、不保留过去语言踪迹的中国的普通话，才可以消灭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     

革命者立场上的反思与批判——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再审视

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民族救亡的现实利益出发,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及人们对其迷恋中所反映出来的国民性或民族性展开文化反思;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从思想倾向上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进行彻底批判乃至完全否定。他们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这种批评话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进步意义,但对其局限性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