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新探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早已设想“以汝城为中心”实行湘南起义,但因多种原因,将湘南暴动的打算变成了极力攻打长沙,并最终放弃了湘南割据。朱德召集汝城会议,讨论了湘南起义的计划,但因准备不足决定推迟,后因支援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再次推迟,而宜章首义更利于湘南起义的实现。湘南起义大可不必与三大起义齐名,但它在党史军史上的地位依然突出。     

广州起义败因新探——以八七会议历史局限为逻辑起点

在广州起义失败的多维成因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八七会议的历史局限对广州起义产生很大的消极效应,具体来说,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革命策略的教条理解、革命力量的片面判断、革命情绪的盲目执狂等方面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在革命时机把握、发动革命力量、组织战略退却、放弃冒险路线等方面的决策,这也是我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规律认识不足的真实缩影。     

对发动广州起义决策的再探讨

在发动广州起义决策过程中,中央和广东省委并非存在盲动主义错误,而是发生了犹豫和徘徊的失误,由此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一“八七”会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后不久,中央即着手准备广州起义。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决定了广州暴动计划。从这时...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何打出不同的旗帜?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她是以城市暴动,充实力量,然后南下,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以实现第2次北伐为目的的。起义部队没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和建立工农政权的目的,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暴动时要藏着国民党的帽子”①。起义     

天时地利人和——百色起义成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著名的起义,它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百色起义成功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包括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百色独特的地理环境、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右江地区群众的拥护等因素.     

论大周诚王张士诚

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朝末年,爆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农民大起义。在元季群雄中,张士诚起义于江北海滨,纵横于江淮吴越达十四年之久,并在高邮建立过大周政权。但对张士诚的评价颇多分歧:有的不称其为起义而称起兵;有的斥其为农民军的叛徒,根本否定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有的虽承认他为起义军的一支,而忽视他在整个反元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笔者阅读了有关张士诚的史料,并去他的家乡和起义地点进行了实地访问,试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一评价,陋谬之处,祈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广州起义不是盲动主义的产物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不是盲动主义的产物,虽然早在党的“六大”已有明确结论。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至今仍有人把广州起义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联系起来,认为广州起义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精神的直接表现,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是“军事投机”。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

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过去有的论著把这次起义说成是“联合”汉族人民进行的起义。韩敏、邵宏谟二同志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也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     

中国国民会与辛亥革命

留日中国国民会的成立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庇能[槟榔屿]同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一起开会,决定继一九一○年二月的广州起义再度在广州举事。计划在占领广州城的同时,一军由湖南挺进湖     

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爆发的回民起义,是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方面军。对其历史作用,史学界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是,对这次起义性质的看法,却有着较大的分歧。1963年,我曾著文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清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指出:“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点”。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另外,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     

略论苏联占领中国黑瞎子岛和张鼓峰的战略意图

1929年苏联占领黑瞎子岛是因为黑瞎子岛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一江之隔,苏联认为黑瞎子岛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安全”至为重要。1938年苏联占领张鼓峰是因为苏联认为张鼓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安全”至为重要。苏联占领黑瞎子岛和张鼓峰拒不归还中国是苏联“侵害中国的事情”的一部分。     

从《论语》中孔门之间的对话分析孔子的从政理想与心态及命运

通过孔子与弟子对话这一角度,采用了对比＂仁政＂和＂霸政＂两种政治手段的方法,分析了孔子的从政理想和心态以及命运。指出其从政理想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试图建设一个＂仁＂政的国家。分＂从政＂和＂为政＂两步来走,以＂仁＂为经,以＂礼＂为纬,在＂知其不可而为之＂心态下来进行政治活动。但是＂仁政＂理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难以...     

“说A就B”格式分析

“说A就B”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种格式,其常规格式是“说A就A”。一般认为,这个格式有“一想到……马上就”的意思,事实上,它还有“极易发生某事或事态难以预料”和“对事态的肯定,态度坚决”的意思。这些不同的语义特征主要是由副词“就”的不同义项和动词“说”的意义虚化导致的。在句法结构上,变项A、B也不仅限于动词性结构和形容词,也可以是体词性成分。     

《河上公章句》美学思想论略

《河上公章句》即《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它反对世俗的审美享乐,认为只有符合道德戒律的清静无为、以求长生的审美观念才是真实的、有用的审美思想。在其追求真美的思想体系里,＂柔、和、静＂是其核心审美范畴,＂柔弱、中和、清静（安静）＂是其基本审美范畴;在审美倾向上,它阐释了＂抛弃世俗审美,寻求无美之美＂的审美本体观,它提出＂反对情欲的满足,寻求涵养性命＂的情性观,它怀有＂反对文饰,提倡质朴＂的文质观;它以＂长生＂为审美理想境界,以＂真人、圣人＂为审美理想人物;其哲学基础即为道家之＂道、一、精气神＂。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第三人撤之诉中“第三人”的定 位简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空间极为有限。为了发挥其遏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的制度功用，只能对“第三人”进行宽泛解释，将其扩张为“事实利害关系”第三人，这事实上是第三人的异化，并可能造成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一系列制度困境。而化解这一困境，就必须从程序保障的基点出发，将第三人限定在受到裁判既判力扩张的第三人范围内。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文化传递模式视野中的教学概念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传递模式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文化传递模式影响着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教学”这一概念的认识。在后喻文化模式中，教学被界定为传授知识或技能；在同喻文化模式中，教学被界定为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活动，既包括教，也包括学，并由教和学组成；在前喻文化模式中，教学被界定为促进教师与学生共同生长的一种活动。教学概念发展到今天，涵括了教师的教授、学生的学习与师生的互动教学。     

“中性”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通过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冲锋陷阵＂的国际、国内的实践考察,认为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张放弃＂货币政策无所不能＂的思想,实施＂中性＂货币政策,通过稳定物价、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的货币环境,平滑经济过程,从而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几个争议问题

本文剖析了非法组织卖血罪的主要的组织卖血的形式，并认为与“血霸”、“血头”勾结的相关采供血及血制品生产单位的人不能都认定为是共犯；以组织者无需为能够卖血再进行下一环节活动时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犯本罪对他人造成伤害转化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本罪，但对伤害无论理解为“轻伤”还是“重伤”都存在罪刑不均衡的问题，但以理解为“重伤”为宜；这里的“他人”应该是指卖血者本人不包括用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