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若干问题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就是对传统城市环境治理有关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与创建的一种行为过程。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既有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创新动力机制问题，也有政府的重要作用与相关制度因素。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应当坚持协调发展与互惠共赢、互补共促与整体发挥、社会公众参与及民间组织推动等原则。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主要有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创新等。     

城市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分析了城市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出城市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系列城市环境治理评价的若干方法及其多项指标所构成的有机体系;提出了该体系的设计原则、基本框架和评价步骤。     

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特点及启示——基于SSCI来源文献(2004～2019年)的知识图谱分析

为推动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发展,以2004～2019年间SSCI数据库中收录的5 332篇相关文献为样本源,采用共词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可视化技术,对国际城市环境治理研究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研究认为,近16年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五大热点领域是城市可持续性、城市气候变化治理、中国城市化发展、城市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城市可持续性是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热点领域的基础,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但伴随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协调、城市景观破碎化等城市问题,可持续性、弹性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概念分析框架,多层次治理和多元化为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气候变化治理、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促进绿色空间的建立将成为未来城市环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趋势; 未来的城市环境治理研究,还应高度关注城市环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我国水环境审计制度的构建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在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水环境审计实务要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水环境审计制度与保障机制。因此,文章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受托环保责任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我国水环境审计基本制度和应用制度的构成内容以及保障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构建的水环境审计基本制度主要包括水环境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职责、审计客体与范围和审计评价标准。水环境审计应用制度主要包括水环境审计模式、审计程序、审计技术方法、审计报告内容与形式和审计成果利用方式等。并且还通过如何建立健全水环境审计监督机制、水环境审计信息传递与披露机制和水环境审计评价与问责机制等方面构造了水环境审计制度的保障机制。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制度与制度科学

对制度科学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制度对社会运行、社会发展的作用,探讨了创建制度科学的理由,设想了制度科学的研究主题所涉及的7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包括制度形态与结构、制度功能、制度创新、制度关系、制度执行、制度评价及制度文明。     

基于自我概念的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农户环境角色是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自我概念理论为基础，从物质自我、精神自我、社会自我3个方面构建一套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指标体系，基于ANP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框架，利用Super Decision软件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研究表明：精神自我、社会自我、物质自我依次是农户环境角色的主要评价维度。据此提出3条政策：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培养凝聚农户生态情感，开展农户环境知识教育增强农户环保认知，利用农村社会资本助建农户生态保护精神家园。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研究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人口快速增长、资源日渐枯竭以及环境明显恶化等已成为人类在21世纪生存与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开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依据城市治理理论,阐述了生态城市的治理目标,并结合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治理实践,提出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治理结构和城市治理工具。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的地方立法研究

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合理规划城乡布局,统筹治理城乡环境治理立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地方环境治理存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立法能力不足、立法程序与宪法监督缺失等问题.因此,在统筹城乡环境治理立法过程中,必须协调行业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厘清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权限,构建统筹城乡环境立法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相应的地方立法宪法监督制度.     

环境态度、雾霾认知对城市居民防护行为的影响——基于KAP理论模式

大气污染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频发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和探讨,政府将解决雾霾问题作为环境治理的突破口,然而公众在协同参与治理及个人防护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甚至无所作为。基于KAP理论模式,采用问卷随访调查和回归检验方法,从健康保护意识、环境态度与雾霾认知以及城市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等方面展开分析。结果发现:自我健康保护意识和环境态度会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而且雾霾认知存在直接影响。其中,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均对城市居民应对雾霾的防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雾霾成因认知却无明显影响。因此,应加强宣传,强化雾霾基本认知和雾霾危害认知,引导民众树立健康保护意识与环境友好态度,促进公众对雾霾成因的了解,积极参与雾霾的协同治理。     

公共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一个文献综述

人工智能应用为何能够嵌入公共治理,如何发挥人工智能应用于公共治理之价值是学界探讨不止的重要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近15年国内研究文献作系统梳理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重构公共治理的问题场域,并逐渐成为改进公共治理绩效和达到善治目标的工具。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应用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机制。现阶段,公共治理中人工智能的应用重点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城市应急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但人工智能应用仍面临安全、侵权、解构秩序、冲击法治体系和道德伦理等风险。国际上制定国家战略政策、建立监测体系、加快融入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公共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的纵深发展和风险应对提供了借鉴。立足于我国公共治理的现实,人工智能应用的未来可为方向是智能行政审批、责任分摊机制、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伦理设计和政府新型智库建设等。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协同治理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解决机制——基于产业链脆弱性的视角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