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小议“二拍”的叙事模式——兼与文言小说比较

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考证,凌濛初的"二拍"大部分的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集,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白话与文言在小说叙事上各有千秋。笔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二拍"的叙事做一简单梳理。     

析“三言”“二拍”蕴含的民族化审美心理

文学作品蕴含的审美心理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演变又与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作品蕴含着儒、道、释等多种思想影响下独特的大众审美心理。其中符合儒家教化思想的内容主要有惩恶扬善、重义轻利等;另外,尚奇的欣赏情趣、向往纯真爱情及争取婚姻自由等也都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浸染下使百姓产生的一种集体审美倾向。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

在“三言”、“二拍”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经常有一批媒婆的身影在活动着,她们有时主动出面,成为演绎男女婚恋悲欢离合故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情节线索.特别是在少女与情人见面、私定终身、大胆私奔或是少妇红杏出墙的故事中,这些作为配角出场的媒婆往往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她们的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类型化趋势：贪财图钱,利字当头;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瞒天过海,连蒙带骗.她们的形象虽不够丰满,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     

明朝中后期女性婚恋伦理观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例

＂男尊女卑＂是中国千百年不变的封建伦常,女人在儒家的人伦秩序中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为了确保男性权力的绝对统治地位,儒家大儒为女性制定一系列道德规范＂。三从四德＂是其最核心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女性绑架在了男性视野下,成为可悲的附庸品。＂三言＂＂二拍＂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贞操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明朝中后期的妇女逐渐摆脱了＂一女不可嫁二夫＂、妇女必须＂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贞操观念比以往淡薄,贞操不再是唯一严苛评判女性道德的准则。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从＂三言＂＂二拍＂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楼歌伎的婚恋观念进行分析,对明朝中后期妇女婚恋观加以阐释,从而得出当时妇女追求婚恋自由的合理性。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的新变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学开始发展壮大,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品“三言”、“二拍”从多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首先,市民成为文学的新主角;其次,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转变;另外,传统的婚恋观念也受到冲击。总之,“三言”、“二拍”描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明代社会带来的新变,可谓是一幅...     

论“三言二拍”中物件的结构作用

“三言二拍”中,以小物件结构全篇的文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型,其物件常常具有隐喻性,既起着缀合情节、贯串人物的作用,同时又承担了“隐藏意义”的功能;二是《李公佐巧解梦中言》型,物件是非隐喻的,其本身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要件。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剖面解读——“三言”、“二拍”文学价值再探

明代中叶，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三盲”、“二拍”是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市民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城市平民成为小说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人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交异，“三言”、“二拍”代表了这一时期“俗文学”的创作成就。     

“勾栏浪子”与大明皇族的烟花情结——试比较关汉卿与朱有燉的妓女题材杂剧创作

关汉卿和朱有皆有大量的妓女题材杂剧作品,本文试图从创作动机、创作条件、作品主题、创作手法、艺术特色等角度加以比较,以期发现并解析二者的主要区别。     

配角的力量——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为完成＂文以载道＂的文学主旨,塑造了一群媒婆形象来牵引出男女主人公的世俗之爱。她们角色虽小,却产生了作者主观意图之外的效果。她们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成为见证社会转型的一员;她们在＂逐利＂过程中引导闺阁女性大胆追求肉体与精神之爱,促进了女性解放;同时,她们成为文学形象中最先具有反叛思想的人物角色,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中后期经商意识的新变

“三言”“二拍”两部古代白话小说集都对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作了大量描写，塑造了一大批新型的商人形象，揭示明中叶以后商人的经商意识及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     

“三言二拍”家庭男性之求存观

明代中后期,人性觉醒,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冯梦龙、凌氵蒙初在三言二拍中对家庭男性的一些变化进行了描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那个时代男性不同寻俗的人生天地。本文从家庭男性的求存观上进行简要解读。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情欲的调控与伦理的张扬——“三言二拍”报应类婚恋故事探析

三言二拍有大量涉及因果的婚恋故事,这些婚恋故事在张扬情欲的同时,也在张扬传统伦理道德。借助于因果,小说家巧妙地将情与理结合起来,调控情欲,张扬伦理,使情与理达到和谐相融的状态,也是小说创作的主旨。这些因果报应作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