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新论

西晋贾充虽然为人无公方之操、声誉不佳,然而他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文章通过对贾充做过的4件大事的分析,认为他为西晋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大功臣。     

太康文学二题

一、《文选》左思《杂诗》注辩误 胡刻李善注《文选》卷二九收左思《杂诗》一首,题下注曰:“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胡氏《考异》卷五谓“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文选》注误。唐修《晋书·左思传》不见贾充之征,而谓“齐王同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此亦不确。容略述之。 一、《杂诗》并非作于辞贾充时     

潘岳事迹二考

潘岳出任河阳令的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论者一般认为在咸宁四年.文章详细考证了潘岳出任河阳令之事当在咸宁五年春,并分析了此事发生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潘岳个人的因素还涉及到西晋党争.潘岳被裴楷一派视为贾充之党羽而加以排挤,出为河阳令,将其赶出了朝廷.这是致使他题<阁道谣>的直接因素,而<晋书>本传系此谣作于河阳时,其行文在逻辑关系上明显有误.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

西晋之治乱存亡 ,与武帝立嗣及由此引发的统治集团的斗争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 ,齐王攸夺嫡问题尤为关键。武帝当政前 ,其继嗣位曾受到其弟攸的威胁 ,故其称帝后即以子衷为太子 ,以断绝攸进位之望。然衷弱智 ,无法理政 ,朝臣屡议废之 ,并提议以齐王为嗣。这触怒了武帝 ,在杨皇后及贾充党与的操纵下 ,武帝不仅确定以惠帝为嗣 ,而且逼迫齐王攸就国 ,致使其愤恨而死 ,同时对拥戴齐王的“清议派”士大夫进行严厉打击 ,激化了统治集团内的斗争 ,留下了无法克服的隐患     

试论《晋律》的刑制特点与理论贡献

试论《晋律》的刑制特点与理论贡献张建荣（中国政法大学）一、晋朝《泰始律》的制定及其概况西晋尚未建立之时，晋王司马昭便作好了取代曹魏政权的有关准备，其中之一即着手制定新律，命贾充、杜预等十四人删改《魏律》，摘录《汉律》有关章句，并确认郑玄的代注本为基准...     

论永明延寿圆融观的特色

永明延寿圆融观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首提"一心圆融"的概念;其圆融实践观首次"别开十义";"一心"和"中道"是其基本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其对于"一心"和"事观"的强调不同于华严宗和天台宗的圆融观;其圆融观并非是主张混滥,而是具有分析、料拣和批判;其是中国隋唐五代佛学的集大成,圆融性是空前的;在语言上多用表诠而不同于印度佛教哲学多用遮诠的形式。     

皮蓝德娄与象征主义戏剧

皮蓝德娄作为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其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与象征主义戏剧理论主张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其"幻想"的创作思维模式、对"假面"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同时,其"形象→意念"的创作思路对象征主义戏剧处理"意义和形象"之间关系时的困境具有启发意义。     

论李东阳的"吏隐"

"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其仕宦与隐逸的折衷之举,是其为自己寻找的一身处台阁的"山林"精神家园,折射出了其思想深处"吏"与"隐"的矛盾.其"吏隐",虽招致了时人的非议,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深远.     

“格物”“修身”是管理者之本

当前有些管理者只注重学习管理方法而忽视"格物"和"修身",其实,在古代著名的政治家眼里,"格物"和"修身"才是管理者的基本功。《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多元审美视角下俊逸才情的永恒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尚美时代"。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战争频繁、仕途艰险、生死难料,黑暗动乱年间的文人名士深切感受到了前途的渺茫,理想的破灭,从而放任性情,追求眼前享受,对各种美产生了狂热追求。玄学与佛学的传入,使这一时期的审美标准趋向多元化,注重从美的角度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西晋文人潘岳无论其俊秀姿容,还是其性情与文采,均符合当时审美标准。另外,潘岳自身善良重情,对母至孝、对妻专情,亲情感人、友情真挚,做官清政为民,其勤政爱民的事迹至今仍为后人传颂。中国历史上才貌双全的俊男虽然众多,像潘岳这样能够生活在尚美时代,能够符合审美标准,能够如此至情至性的俊男却屈指可数,因此,无论时代审美观如何变化,他都将是中国的美男符号,是中国理想美男子的标准。     

孟浩然越剡之旅考实

重新考察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越剡之游 ,可见其一生曾三游越剡 :首次在开元十三年 (72 5 )春至十五年五月 ,始程地为襄阳 ;第二次为开元二十一年 (733)秋 ,此即著名的“自洛之越” ;第三次系开元二十三年 (735 )春 ,因赴山阴少府崔国辅之约而至。孟浩然第一次游越剡时于广陵与李白相识 ,并在永嘉乐城与乡友张子容会晤 ;“自洛之越”时与崔国辅在山阴过从一时 ,并相约翌年春再会越中 ;第三次由襄阳始程途经江夏时 ,再会李白于黄鹤楼 ,李白以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替其送行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雪芹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雪芹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思想与艺术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死亡恐惧的消解及其反英雄主义——贾宝玉论之四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小说以深刻、冷峻的叙事策略写出了贾宝玉令人惊悚战栗的死亡意识和反“英雄主义“的文化方向。他毅然抛弃了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死亡道德化和伦理化的追求。这样的表现,充分表达了贾宝玉死亡恐惧的消解。由此前进,贾宝玉彻底走上了反“英雄主义“的道路。贾宝玉从本质上拒绝英雄化,以从根本上否定扬弃男权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以歌颂女性的清纯和美丽反衬男性的卑琐恶浊,由此展开了对男权文化的清算。     

潘岳三考

在一些史书和谱牒中 ,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出入行藏多有舛误 ,导致他的创作和人格得到一些不尽合理的评价。本文梳理、分析、综合各种史料 ,对潘岳“挟弹出洛阳道”、“与杨氏结婚”、“作《阁道谣》”等事件的时间与真相进行较为详尽、准确的考证 ,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