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霸权”到“商谈伦理”——葛兰西与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比较

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关心的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批判时均致力于对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点在葛兰西主张的"文化霸权"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倡的"商谈伦理"中得到较好的体现.文章拟对二者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予以比较.     

商谈伦理之维——哈贝马斯的伦理学解决方案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设计,只有在对启蒙的反思与重构中才能找到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他通过重构商谈伦理,诠释了道德的内涵,构建起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基础。依靠理性的信服力,通过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旨在达到一种自由的商谈。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而他所主张的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即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也正是在这种商谈伦理所达到的道德共识中,普遍化原则实现了理性的统一性,使商谈伦理得以可能。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续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培育和引导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自由的交往空间和加强传媒监督，从而保证我国公共领域的成长。     

从价值理性到可持续性发展——哈贝马斯的生态伦理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哈贝马斯关于生态伦理的定位及作用的论述,对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重建价值理性判断有颇多启示:针对中国发展面临的困境,必须科学定位生态伦理的作用;强化企业生态伦理的绩效考核;形成生态和谐共生的主流意识;在人文价值的基础上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完善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机制。     

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政治维护机制——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考察

生态环境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寻求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已经成为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凭借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制度性的新维度批判,一跃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理论之一.本文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理论缘由,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以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反生态性本质,进而揭露这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不公正的掠夺和剥削基础之上的种种表现形式,以此证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但不愿改变这种破坏生态的生产方式,反而在政治上以各种理由和借口继续维护它的深层制度原因.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对"公共空间"的颠覆性创造——从哈贝马斯到兰西·弗雷泽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在如何界定和使用这个概念上存在着分歧。美国学者兰西.弗雷泽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西方20世纪80年代“公共空间”研究热中的产物,她在研究中对这个概念的涵义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对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颠覆性的创造,这对我国学者引进这一概念也是一种借鉴。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金融资本新霸权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金融资本新霸权是当代资本主义最基本特征。金融资本建构起了由金融化、新自由主义体制与全球化构成的立体霸权结构。新自由主义体制是其在资本主义国内经济秩序中的体现,全球化是其在全球空间的体现,经济金融化是其控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新霸权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大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延长了资本主义生命周期。它必然对资本主义危机产生重大影响。     

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固有矛盾

于冰撰文指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神话,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固有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次总爆发。“现代性”的涵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内在关联。在现代性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它的诸多影响已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了包括政治、文化、观念、心理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变化、矛盾、前景——国际金融危机视角下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刨,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当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与过去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在形式上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其内在根本矛盾并未改变.因此,应在变与不变中认识资本主义,在不变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在变化中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对社会矛盾的调节、适应能力,才能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从伦理的视角看当前教育中几对矛盾的解决

教育活动中存在矛盾现象是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对教育的内部矛盾而言,其解决的途径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的方式,但其中均缺乏一些伦理视角的关注,由此导致了不少矛盾的冲突和对立.文章阐述了学校教育矛盾解决中伦理向度思考的价值意义和现实中需要考虑的四个方面,目的是希望引起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对各种教育矛盾问题的重视.     

社会抗争、国家与合法性危机——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及其“隐藏文本”

发生于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民众运动.抵制运动缘于华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它是遵循“规则意识”的和平运动,这是抵制运动的“公开文本”.但随着清政府立场的转变以及革命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辩驳,运动走向“极化”,政治诉求与“革命意识”得到彰显,这是抵制运动的“隐藏文本”.国家在抵制运动中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意味着社会世界只有能从内部成功地组织自己,才能成功地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对于民族国家,所能做的恰恰是回到民族国家内部,落实自由民主的理念,如此方可超越民族国家,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秩序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