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微观健康效应——户籍转变对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考察户籍转变对18～59岁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抑郁倾向和自评健康的影响,利用倾向值匹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户籍转变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BMI偏瘦和正常的概率,提高了其BMI超重和肥胖的概率;户籍转变在10%的显著水平上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抑郁倾向的概率,对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显示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转变对高年龄、低受教育程度和低收入农业转移人口超重肥胖的正向效应更强,对低受教育程度人口抑郁倾向的负向效应更强。影响机制初步分析发现户籍转变会通过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提高其超重肥胖风险,会通过提高其收入降低抑郁风险。基于此,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中应当注重户籍转变带来的健康负面影响,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素养,加强健康教育,缩小城乡居民的健康差距。     

教育水平、教育回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会影响居民幸福。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微观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均对居民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一致。分群来看,教育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口、男性三类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教育程度较低、城市户口及男性居民的幸福体验;而社会交往则会促进所有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明显提升。就中介效应而言,教育的物质和非物质回报在教育水平影响居民幸福中的中介作用均较为显著,不过相较于社会交往,收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发现,教育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效应为主,中介效应目前尚不及直接效应三分之一水平。因而,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增进居民幸福中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全方位大力发展教育,并着力破解教育机会不均问题,以使提高教育水平成为全体居民实现收入改善、阶层跃迁以及幸福提升的有效路径...     

户籍身份转换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CHIP2013城市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考察了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原住民的收入差距，并就不同农转非群体的异质性特征做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户籍身份变更并不意味农转非群体获得和城市原住民同等工资待遇，相比于主动农转非群体，被动农转非群体的与城镇原住民的收入差距更加明显。（2）主动农转非中，本科以上学历、女性群体、就业于特大城市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差距相对较小。（3）被动农转非与城市原住民收入差距在男性群体中高于女性，在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差距更大，且随城市规模扩大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总体维持在10%～35%之间。（4）随着落户年份增加，主动农转非与城市原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消除，被动农转非的收入水平收敛至城市原住民的85%～90%左右，但这一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性别差异视角下的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流动人口的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迁移距离性别差异的考察发现:(1)女性流动人口的平均迁移距离长于男性23.1千米,个体因素、迁移特征、经济社会因素对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存在着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农村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明显长于男性。(2)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迁移距离不断增加,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别增加0.062、0.058、0.098和0.170个单位。(3)女性流动人口的迁移受到距离的阻抗作用强度弱于男性,距离每增加1%,流入的女性流动人口规模降低1.090%,而男性为1.275%。(4)引入经济发展差距(GDP)和收入差距变量后,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发生变化,女性表现出学历、收入水平越高迁移得越远的特征。     

夫妻收入差别和年龄差距会影响幸福感吗?——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 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收入的影响

推迟初育年龄的行为是否为女性带来经济收益?已有研究未能就此达成充分共识。家庭制度环境是理解生育时间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影响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制度环境形塑了生育行为发生前后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情况及其对职业生涯发展和长期经济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9期追踪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在中国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年龄范围内晚育有利于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户籍、受教育水平更高、初育行为发生在近期的女性能够收获更多的经济利好。这些结论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的人口学现象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     

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CSSCI

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家庭呈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居住离散化的趋势,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随之弱化,农村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文章应用2015年CGSS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表现为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社会支持还通过影响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既具有直接影响又具有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越高,间接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家庭规模间接影响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持续增加,未来家庭碳排放将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多重影响路径,探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直接影响路径;二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面积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但家庭收入会削弱该路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面积的影响减少,进而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对南方家庭的碳排放以直接影响为主,对北方家庭则是以间接影响为主。同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表现不同,住房选择在中年型家庭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老年型家庭中为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家庭低碳生活宣传,进行消费变革以提高家庭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有老家庭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对家庭碳排放的调节作用。与南方相比,北方应投入更大力度进行低碳住房适老化改造,促进住房领域实现碳减排。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就业质量提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人就业质量，包括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满意度两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个人就业质量，但对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大于主观就业满意度；分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来看，发展目的的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强，社交目的的使用效果次之，娱乐目的的使用对客观就业质量无显著影响，却对就业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中低受教育程度者使用互联网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大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城镇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增强了个人就业能力，也提升了就业的职业层次，进而提高了客观就业质量；但对主观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互联网使用既因改善客观就业质量而提升主观就业满意度，也会因社会比较范围扩大易导致低估自己的相对收入水平而对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阶层跨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水平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人口健康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如何改善老年健康、增进老年福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社会因果论,使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和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阶层跨越与中国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流动效应区分起点阶层和目的地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影响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起点户口类型一致时,户口类型由农村转为城镇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高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农村老年人。户口类型由城镇转为农村的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低于户口类型没有变动的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在不同收入阶层存在明显分层的现象。远距离向上代际收入阶层流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远距离向下代际收入阶层流动会降低老年人主观健康水平。在分样本回归中,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老年人在收入阶层分布上差异较明显,同时农村和城镇老年人代际收入阶层流动回归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64,城镇老年人起点效应权重为0.76。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子女所处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健康的影响更大。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广州市老年人的收入差异状况分析①

本文在描述广州市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及其差异的同时发现，受教育程度、地区因素和职业背景对老年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强调城乡分布和职业背景对老年人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建议将其作为解决老年人经济供养问题政策制订的参照标准。     

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

文章将雾霾污染卫星遥感数据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采用网络自相关和空间重力模型等方法,实证揭示了雾霾污染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口迁移存在明显的网络自相关效应,迁出地之间的空间集聚最为明显。(2)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每提高1%致使人口迁出和人口迁入分别下降0.297%和0.355%;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是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拉力,高校生数量和气候等因素为人口迁移中最显著推力。(3)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对人口迁入和人口迁出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雾霾污染并非当前人口迁移的关键动因,提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仍是地区人才竞争中有力的杠杆,但随着"十四五"时期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断推进,雾霾污染将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应尽早关注雾霾污染给人口迁移带来的潜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