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乡基层民主建设

农民工是农村基层民主法定的参与主体,但他们却与城市存在着更多的利益关联,这样他们对城乡基层民主产生着复杂的影响:它既给乡村民主建设带来活力,也造成乡村民主建设主体的缺位;既因其强烈的利益表达促进所在城市的基层民主建设的制度变迁,也会因为其非制度性的参与成为城市稳定的威胁。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及克服路径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不断取得进步,其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也在逐步完善,但尚存协商民主制度平台不健全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程序等问题。阻碍党外知识分子在协商民主建设中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可从思想认识、法规机制、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未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协商民主作用的主要措施有树立民主意识,提高参与者素质;完善党规国法,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创新协商形式,设计可操作性程序;在具体落实层面上,要继续发挥好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中的作用,还要向基层协商拓展。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规制约束政府不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制度体系的协调不够、指令式行政行为惯性和协商文化发育不足等原因,使得协商民主在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面临困境。为此,可以通过制度体系的健全、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协商民主形式的探索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关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近些年来,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协商主体民主协商意识和能力、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搭建、基层协商民主程序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成果应用和落实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其深层原因主要与民主传统缺失、法治保障匮乏、一些协商主体履职水平不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和长效机制不健全等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拓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渠道,提高基层协商主体参与能力,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注重基层协商民主成果应用,营造协商民主的文化氛围。     

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浙江临海、河南邓州、四川成都和广西贵港在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创造了多样化的形式并取得了实际效果。四地创新的不同形式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均是问题倒逼型实践创新,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并依靠多元合力推动。其根本性差异在于:运用权力结构划分法,它们分别属于维持型、融合型、嵌入型和下沉型等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制度创新与既有法律制度衔接不够、协商议事低效、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以及持续发展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推动网络协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提升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效果。     

协商式民主: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性选择

农村基层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环节。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协商式民主是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性选择。协商式民主更符合民主精神的本质,有利于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构建新型基层行政关系。发展协商式民主,要建立健全系统化、规范化的协商制度体系。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动力来源、阻力因素与路径选择

基层协商民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推动其发展的动力系统和阻力系统之间的博弈。尽管,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具有来自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协商民主的政策驱动、基层干部和民众的协商需求驱动、理论研究和媒体宣传的舆论动力以及成功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示范引领动力等动力保障,但也面临“人走茶凉”的政绩思维影响、协商程序不规范的制度瓶颈、协商主体能力不均衡的主体性障碍以及协商成果落实难的效力窘境。要突破基层协商民主可持续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必须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基层试点,强化监督问责,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律演进、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从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大民主”向“制度民主”演进的阶段,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法律在完成重大修订后,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参与范围,进一步规范了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程序.但基层民主建设毕竟是长期和系统的工程,中国村民自治之路仍存在村民参与内在动力不足、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等问题,需要在主体定位、宏观政策、民主程序、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形成路径合力,以确保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稳步发展.     

乡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

研究乡村协商民主是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化拓展。乡村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出现了平等困境、包容缺陷、共识局限与效率瓶颈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乡政村治"与宗派传统的体制张力、社会分层与经济压力的乡村现实、制度匮乏与政府主导的机构规制、协商文化与自组织羸弱的社会基础。化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的实践路径在于:群众路线与协商型政府的塑造回归、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协商制度与协商机制的科学取向、市民社会与协商文化的协同培育。     

乡村精英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农村政治发展离不开原有的村治格局 ,学界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探讨 ,主要侧重价值观、制度层面的探讨 ,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对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判断 ,而是解决怎样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因其经济文化的落后 ,其民主政治建设的方法应因地制宜。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方法出发 ,结合云南实际 ,对乡村精英如何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行了探讨。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乡村环境协商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商议性、方式制衡性和目标共赢性的特点,对于保护村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乡村治理现代化典范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层政府的治理缺陷,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偏颇,环境治理责任模糊不清,环境治理信任纽带的断裂,导致乡村环境协商治理面临重重困境。为破解上述问题,需要从协商治理结构转型、协商治理制度建设、协商治理流程优化、协商治理内部资源开发、协商治理环境营造等方面探索对策。     

社会组织界别协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协商民主在我国逐步兴起并受到重视,推进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多层次、多领域、制度化发展成为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协商民主在我国发展中,遇到如何与选举民主关系协调以及公民参与协商渠道缺乏的困境。在这两难困境之间,社会组织界别协商的设置,将通过代表选举的方式化解前一困境,又以组织性和界别性的制度化、渠道化解后一困境。社会组织界别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也在协商民主内部的底层与高层之间建立了沟通联系的渠道。社会组织界别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困境的重要突破,对于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全过程民主政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试论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是探索、建立和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产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根本差异。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从肯定乡村协商是一种民主形式到确立乡村协商为一项民主制度的过程,是与相关政治制度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灵魂,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底蕴,以协商为核心价值,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能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乡村协商质量的高低。     

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与社会整合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以参与包容性、讨论平等性、制度权威性等鲜明特征,大大增强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提高了公民对共同体的责任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程度。必须不断完善完善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各项制度,提高公民参与公共协商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责任感,提升社会整合水平,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政协协商民主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效能与提升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以专门协商机构特定的平台路径、独特的功能优势和作用机理，在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产生了强大效能。然而，政协协商是一个需要不断优化和提升的实践过程，政协协商的制度程序和运行方式尚需进一步健全完善，协商民主的载体与方式发展不平衡、覆盖不全面的状况亟待改善，政协协商在城乡基层治理中的力量与作用还需不断强化，人民政协组织自身的协商能力和水平也要不断提升。为了持续优化政协协商，提升政协协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效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政协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功能建设，严格遵循政协协商的客观规律，切实提高政协协商的实效性，不断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能力建设。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生活方式视域下中国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与践行困境

中国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践行困境。基于生活方式的视阈,中国协商民主面临了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社会多元化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前提提出挑战;社会不平等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基础提出挑战;参与规模的局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广泛性提出挑战;主体理性的有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提出挑战。此外,由于人们没能从生活方式的视阈来看问题,导致了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包括协商结果狭隘化、协商主体精英化、协商程序形式化和协商意识淡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