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

研究乡村协商民主是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的深化拓展。乡村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出现了平等困境、包容缺陷、共识局限与效率瓶颈等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乡政村治"与宗派传统的体制张力、社会分层与经济压力的乡村现实、制度匮乏与政府主导的机构规制、协商文化与自组织羸弱的社会基础。化解乡村协商民主困境的实践路径在于:群众路线与协商型政府的塑造回归、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协商制度与协商机制的科学取向、市民社会与协商文化的协同培育。     

试论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是探索、建立和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产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根本差异。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从肯定乡村协商是一种民主形式到确立乡村协商为一项民主制度的过程,是与相关政治制度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灵魂,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底蕴,以协商为核心价值,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能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乡村协商质量的高低。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公民协商与中国基层民主发展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扩大基层民主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需求,但各自的出发点略有差异。基层民主发展要在划定的空间中同时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关键在于深化基层民主,其核心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的自治性和参与性,即让公民能够在这个空间以及这个空间所形成的民主舞台上充分行使其民主的权利,实现当家作主。基层民主运行的主体是公民,以公民为主体而展开的公民协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形态。公民协商在中国已呈现出四种形态:决策性公民协商;听证性公民协商;咨询性公民协商;协调性公民协商。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公民协商还不成熟,还需要更大的发展。在中国发展公民协商的关键,就是要把发展公民协商与基层民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使其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应该努力协调党社关系,深化基层自治;整合基层民主、规范民主运行;建设公议体系,培育公民协商。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论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定位

20世纪后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要看到,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协商民主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一是西方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原有的政治协商制度有异;二是政治环境的差别。协商民主与中国民主并不相悖,虽然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对于中国民主是有益的,应该借鉴和吸取。协商民主能够成为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善于领导协商民主。     

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对协商民主概念的思辨

学术界对协商民主产生争论和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协商民主理论试图调和协商与民主两个内在矛盾的理念,事实上,在“协商”与“民主”之间,存在着至少四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一是既不协商,也不民主;二是协商,而不民主;三是民主,而不协商;四是既协商,又民主。协商民主理念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理想,它为审视和批判现实民主运行的缺陷提供一个可靠的价值基点。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协商民主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民主对话的性质能使决策更具合法性、更值得信任.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模式,是对"聚合民主"模式的一种替代,它能够避免"聚合民主"模式的缺陷,使决策更具科学化、合理化.协商民主对完善公民人格、培养公民美德也具有重要价值.协商民主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     

论协商民主

20世纪晚期出现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民主理论模式,它可以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原始存在,它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协商民主强调民主的协商性、决策的合法性、协商的平等性、公开性和责任性是对西方竞争性民主模式的反思和替代。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浙江临海、河南邓州、四川成都和广西贵港在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创造了多样化的形式并取得了实际效果。四地创新的不同形式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均是问题倒逼型实践创新,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并依靠多元合力推动。其根本性差异在于:运用权力结构划分法,它们分别属于维持型、融合型、嵌入型和下沉型等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制度创新与既有法律制度衔接不够、协商议事低效、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以及持续发展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推动网络协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提升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效果。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基础,不断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为突破,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发展协商民主 推进民主政治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展现了一个新图景，是构建中国民主政治大厦的又一块重要基石。     

协商民主：何以可能的民主形式？

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既是一种对古老协商理念的复兴,又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发展新的可能方向;协商民主模式既是对代议制民主模式的修正与补充,也是对直接民主模式的继承与发扬。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形态,它受到了来自社会选择理论和差异民主理论的批判和质疑;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它遇到极大的挑战,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平等以及全球化。协商民主何以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形态,何以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挽歌抑或开启民主政治新时代的序曲?     

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逐渐迈入深水区进入到了攻坚期,改革举步维艰。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来探讨我国民主政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形式,加快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实践形式的一大创新,对于保证国家安定和长治久安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有重要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农村基层民主的百年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伟大探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渊源和重要内容。百年来,党领导农村基层民主先后经历了人民民主的初步探索、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构建、人民民主的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展开等发展阶段,奠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坚实的实践基础,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断开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新局面,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