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治理陷阱：商品房小区衰败的一种解释

从公共事物的性质出发，探讨了公共事物性质如何作用到业主集体行动当中，并最终影响治理绩效，由此建立起公共事物性质与公共治理绩效的关联。利用小区公共事物的可维护性与业主集体行动的门槛效应，建构了衡量小区兴衰的小区荣枯线，以及衡量小区瘫痪或者运转的小区基本运转线。研究发现，在需求弹性、涉及范围等公共事物性质影响下，公共事物结构类型出现分化，业主集体行动能力在不同事物类型中的表现也不同，在小区治理绩效存在着比较大的断裂带，由此形成了小区治理陷阱。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社区文化平台与民主治理——天津市南开区欣苑小区的启示

社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也是基层民主实践基地。在这一领域中,社区居民通过举行各种文化活动增进了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也促进了小区的公共治理。小区的这种实践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表明,社区文化平台是公共活动空间的基础,共同的文化活动增进了和谐与参与意识,以此为基础,中国基层民主具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物业小区治理结构的转换：“线性”结构到“复合式”结构——以北京上地西里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屋产权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以私有房产为基础的物业小区自治。在实践中,以北京上地西里为代表的社区逐步探索出了一个不同于法定的“线性”治理结构的“复合式”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转换体现了分工和分权制衡的思想,体现了代议制的思想。无论是“复合式”结构中的业主代表大会还是业主监事会都是治理实践的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探索意义重大。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

国家农村宏观政策转型后,一些农村基层政府尚没有从“管治型”治理转向“为农服务”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型”治理。农村基层存在的治理危机状况可以概括为选择式治理。选择式治理在现实治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掠夺式治理和放任、应付式治理两种形式。导致这一治理方式的主观原因是政府部门的自利性,客观原因是现行的压力型体制有缺陷和农村社区自组织治理不足。完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必须坚持系统思考,在宏观上,需要破解压力型体制;在微观上,需要构建微观社区自组织治理机制。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资产-空间-权力：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的“结构化”逻辑——基于成都市Q社区的分析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城市社区空间生产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和治理现代化方向。然而,部分社区的治理并未形成社区空间、公共资产和生活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结构,导致治理失败。通过建构“资产-空间-权力”三维“空间结构化”的理论框架,解释社区治理中空间生产从“结构性二元”到“结构化二重”的逻辑演变,可以看出其失败原因。成都市Q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空间生产的成功案例,其空间从生产到再生产的演变体现出资产增殖对空间表象的符号性生产,空间再生对空间实践的赋权性表达和权力共享对表征性空间的能动性反思的“结构化”逻辑。这要求社区治理中的空间生产需要实现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进行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空间实践,建构以空间正义为导向的人民权力。     

单位社区的结构分化及其“治理共同体”转换

“单位社区”不仅是静态的治理空间,更是从“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动态调适过程。最初的单位社区虽被冠以“社区”之名,但其主要是作为“工业社区”而非“治理社区”,因此转型期的单位社区实质仍然为单位共同体的遗留;随着单位社区异质化程度的加深,单位社区开始出现组织间分化,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城市社区类型相比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单位社区原本的“共同体”形态被解构并逐渐向“治理共同体”转换。单位社区的形成及其转换过程中的关系变动和结构变化,也就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深入推进的重点和关键。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探析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以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为实践导向,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为价值核心,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实践目标,蕴含着社区治理结构、治理策略与治理机制等理论内涵,在历史、理论、实践以及世界层面展现出重要价值。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

“氛围”作为实践性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治理实践中,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氛围治理包括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两重意蕴,前者以氛围营造为目的,后者以氛围渗透为旨归。文章聚焦社区治理的行动者居委会,关注社区氛围治理“何以发生”、“以何呈现”和“何以可能”,尝试揭开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文章认为情感要素回归治理视野、社区内生资源稀薄以及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催生并强化了社区氛围治理。基于对所选案例的观察,发现社区居委会根据不同对象营造差别化的氛围,聚焦组织任务营造居委会内部“家”的氛围、把脉社区事务形成治理伙伴间的合作氛围、根植居民需求构建参与氛围等;并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利用仪式展演强化氛围影响力。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