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这里为何不失衡

在学者眼里．人口性别比问题对未来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婚配问题。即因为在同一个出生队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会形成婚姻挤压。专家们预测，未来农村可能女性的流动比男性要大一点．这时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在农村就可能比城市严重。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台湾地区的婚姻挤压——兼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文章基于中国台湾1970 ～2014年的人口数据,运用理论男婴富余比与婚配性别比法,测算台湾地区婚姻挤压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70 ～2014年台湾地区的婚配性别比MR值逐年增大,同时,理论男婴富余比呈小幅度上升的走势,表明未来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也呈上升趋势.中国台湾与大陆的比较分析表明,1987～2013年台湾地区的理论男婴富余比小于大陆值,但婚配性别比MR值高于大陆值.文章利用台湾地区和大陆历年的出生性别比,检验宏观人口因素对未来初婚市场婚姻挤压的影响,发现婚姻匹配是个体主观偏好和客观婚姻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的性别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挤压的前置因素,个体的家庭与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工作情况等社会资本才是影响婚姻挤压的根本原因.     

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变动趋势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新审视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在2021—2050年间的变化趋势,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资源,准确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七普”和历年人口相关数据为基础,以历年分孩次生育率和联合国总结的发展中国家生育模式经验来设置生育水平参数,以分不同时段的城镇化率变化模型设置农村人口迁出率参数,以分迁移原因的迁移数据模拟农村人口的迁移模式,采用经典的基于队列的人口预测方法,对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持续下降,2035年、2050年分别降至2.04亿、1.20亿,仍存在农村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失调,将面临间断性的年龄结构断层;劳动力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到2035年将有1910万被动不婚人群,且随着时间推移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劳动力抚养负担持续增加,但2022—2028年仍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由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总体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与局部上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断层的矛盾,畅通劳动力人口双向流动的渠道,也要关注农村男性受到婚姻挤压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难题...     

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失调和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人口结构转变的双重作用,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婚姻市场两性人口失衡。其中,夫妇年龄差规范的存在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制约着婚姻匹配。本文利用中国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一次“自然实验”,分析了婚姻拥挤因素对人们婚姻行为、婚姻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婚姻拥挤对夫妇平均年龄差及其年龄差分布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处于婚姻拥挤状态的男性和女性在完婚途径和婚姻状况方面又有所差异。     

2015～2100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对未来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在充分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基础上,依托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2015～210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规模将于2029年左右迎来峰值,此后将步入负增长时期,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处于持续缩减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1世纪前半叶将快速下降、后半叶则将在波动中缓慢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攀升,于2053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将开始逐年下降,老龄化程度在21世纪前半叶将快速提升,但到了21世纪后半叶,老龄化进程将逐渐放缓.     

出生性别比升高及其婚姻拥挤问题测度

本文利用五普数据,从人口数量匹配的角度,定量的分析和比较了同龄性别比,相对性别比和婚配性别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使得出生男婴和女婴的数量失衡,使未来的婚姻市场处于男性婚姻拥挤状态。当1980-2000年的出生队列步入婚姻市场时,男性“过剩”人口在2000万以上,占该时期出生男性的10%以上。     

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持续攀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5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离婚登记数据,分解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攀升的贡献率。研究发现:2010年北京市粗离婚率较之2005年上升了0.23个千分点,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31%,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4%和7%;年龄别离婚率变动对粗离婚率上升的贡献率为69%,男性和女性年龄别离婚率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38%和31%。这表明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编制婚姻预期生命表显示,2010年平均婚姻预期寿命比2005年下降了0.7年,女性的平均婚姻预期寿命较男性长,但减少的幅度在增加。     

改善出生性别结构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58。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必然侵害女性生存权利,造成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困难、加剧女性就业难度＂、婚姻挤压＂及妇女地位问题等难以逆转的长期的社会经济后果。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人口总量结构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按层次递进的方式,分析当前我国育龄夫妇类型和生育状况,得出单独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和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及年龄构成,利用分类型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以及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等人口结构的影响.文章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增加影响有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较多的几年,大约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人口较少的年份,之后,预计出生人口将会逐步减少并趋于稳定;总人口峰值出现年份略有后推,峰值数量稍有增加;该政策对今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市老龄人口的婚姻状况

婚姻是制约人口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姻状况的各项指标,如未婚、初婚、再婚、丧偶、离婚、婚龄等的变化,无不影响到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方面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研究妇女生育模式变化时,首先考察她们婚姻状况的变化,并非偶然。     

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

在中国历史人口研究,尤其是清代人口研究的过程之中,宗谱是一个尚待大力开发的资料宝库。运用宗谱资料,可以探讨宗谱人口的出生和人口增长、人口的死亡和平均寿命,人口性别构成等,宗谱人口婚姻和生育状况,包括人口婚龄、初婚、再婚、重婚等;宗谱人口     

孩次递进比及其在中国人口分析中的应用

本世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给困难重重的人口控制又增添了一份困难,人口的年龄结构朝着不利于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大批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自1985年起先后涌进了生育队伍.这一历史性的人口变动以其迅猛的势头,迅速地改变着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和婚姻结构,改变着已婚妇女的孩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