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线,对中国而言是由衰而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由经济全球化失败者到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既成为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促因,亦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的重要保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转移。这是一个伴随着激烈博弈乃至动荡与战争的漫长过程,表现为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战胜挑战、赢得机遇的方法,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战略

中国已成功地应对了疫情和经济增长放缓两方面的挑战。中国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和因素,其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大变局”的观念,及时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了深刻变化即将到来的警示,它呼吁中国社会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式积极适应世界的变化。这样,对不可预见的困难的心理应对能力得到提高,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处理可能发生的危机。当代的逆全球化潮流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一种短视行为,但目前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十年,甚至更长。国际“大变局”迫使中国去改变,这些变化反过来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切实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在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新局面的认识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对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认识形成了“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对冷战后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使社会主义在适应20世纪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认识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21世纪世界交往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新境界。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意涵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理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展开的，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意味着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时代性的历史重大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文艺理论论题”,激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而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论文聚焦影响当代中国的三个重要主题词“百年党史”“以人民为中心”“小康中国”,结合相关文艺作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个重要属性“历史性”“审美性”“实践性”来深入分析和阐释，试图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课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商团事件发生后 ,莫斯科通过在国际上发动“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鲍罗廷及中共通过具体实施“楔子”战术并在广东“引入”阶级斗争 ,成功地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 ,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 ,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莫斯科力图转变世界革命战略并在远东引发革命新风暴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革命激进思潮 ,对事件本身及其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向度、内在逻辑及新发展

人类已经成为最大共同体,为应对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通过纵向考察历史文明的演进,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及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必然性与不可解决的内在悖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回答这一“世界之问”的中国密钥。同时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逻辑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行知合一的“践履逻辑”、汇纳百川的“思想逻辑”等内在要义。进而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征程”中的新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全球话语格局长期“西强中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仍面临自身“话语窘境”“传播困境”及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等问题与挑战。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需要政党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世界文明进步视域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扬理路

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全球普遍交往的实践逻辑,蕴含着人类趋向更高层次的自由与解放的美好生活追求。在当今全球格局体系更迭变换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的文明进步依然在遭受着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种种困扰,实现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依然面临着资本现代性的诸多挑战。站在全球和谐共在的世界历史发展新高度积极阐释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有效应对西方国家“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冲击,才能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在文明互联的“历史母体”中考镜源流,在文明互鉴的“话语承认”中确证意涵,在文明互融的“生存实践”中夯实根基。     

试论律劳卑事件的根源与中方的应对

1834年发生的律劳卑事件,是英国强制中国在通商口岸的局部范围内将两国关系由贸易扩大为政府之间日常对等关系所导致;而清政府立足于闭关自守的既有国策、固守“华夷之辨”,未能作出明智、合乎潮流的应对,尤其未能透过事件察觉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从而不能在中西关系出现大变局前夕把握先机、争取主动。     

《诗经》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意义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伦理学的使命。西方生态伦理学无法走出主客二分的逻辑困境。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整体性视角恰恰可以弥补西学的不足。《诗经》“顺应天时,合乎地宜”的“时禁”生态敬畏观、“仁及草木,德及昆虫”的“同情”生态保护观、“乐山乐水,师法自然”的“自然”生态审美观,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肇端,是中国传统儒家生态思想的起点。它对于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风险治理透视下的百年大变局及中国方案

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阐释,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严重冲击下的风险应对,是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场全媒体时代“全球现场直播”的治理竞赛,并已成为人们感知和验证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而全球风险治理中各国命运的休戚与共,使得全球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共识.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风险中作用的凸显以及中国制度所表现出的定力和能力,中国方案固有的平等、尊重和宽容的内涵也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逻辑的审视与超越

“资社并存”与“资强社弱”的局面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主要样态。因此,当今全球化的本质仍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资本逐利的本性致使全球化历史进程中问题与矛盾迭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问题丛生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着眼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复杂互动关系,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在价值观还是义利观上都体现了对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发展的全新见解和远见卓识,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逻辑主宰下人的全球存在样态的深刻省思,彰显了对资本逻辑支配下全球化现实困境的超越。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提纲掣领、意义重大,是我们观察当代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有其深刻的生成逻辑,其基本内涵包括当今世界的经济之变、政治之变以及各种传统与非传统性安全问题,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方法论依据.要正确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激发内生动力,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使命

党的二十大庄严宣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的神圣使命。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足全球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哲学主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必然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一是中国化主旨议程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主旨将从原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应用化”转向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研究使命的变革,从当年转向当代,聚焦和把握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全球大变局的伟大时代实践;三是研究主体的变革,从“学徒状态”转向“当代作者”状态;四是理论溯源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方式的变革,中国传统哲学与原初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从碎片化、抽象继承法转向整体性、历史性梳理范式;五是研究范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单一视域、单一范式、单一路径转向多元范式和复合创新体系,在推进理论创新中努力形成以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旨的协同创新体系。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演进逻辑与时代意涵

统筹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发展安全观融入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积极开放地面对国际国内大局大势，理论联系实际地实现了国家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的认知深化与实践改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根本遵循，在系统分析“统筹发展与安全”思想的背景、内涵等范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为基础语境，梳理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演进轨迹，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视阈总结出与新发展阶段中国国情世情相适应的时代意涵，为推动国家高质量经济发展、成熟应对世界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参考与行动指南。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承载着其一生的奋斗理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经宣判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历史过程。从人的生存状况为出发,马克思批判以往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并没有实现普遍自由,而经过否定之否定更高形式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形式,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通过不断实践地改变和创新历史条件,实现的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重温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对新时代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智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面向世界百年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