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民助警意识不强原因探析

人民警察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需要公民给予协助而不能的事情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反映到人们意识层次可概括为公民助警意识不强。这尽管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但它的实质是警民之间缺乏和谐的信任关系所致。要扭转这一不良状况,必须从转变思想意识、提高人们安全感、重塑警察形象、建立多种警民互动平台四个方面下功夫。     

新时期训词精神对公安机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

2020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公安机关授警旗并致训词,重申“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2021年1月10日,第一个人民警察节设立。这两件大事在我国公安事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期公安机关应牢记建警之魂,对党绝对忠诚;牢记立警之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从警之基,严格规范公正执法;牢记治警之要,坚决服从组织纪律。     

网络涉警舆情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内网络涉警舆情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警民关系建立、公安工作新机制构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发生、发展、结束的特点、原因,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所在,以便采取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更好的应对网络涉警舆情。成果颇丰。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建立公安应对网络涉警舆情的新机制开启思维。     

青州旗城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

随着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兴产业——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青州旗城（北城）作为山东唯一的满族聚居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秀的历史传统造就了青州旗城独特的人文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开展青州旗城文化旅游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本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元素对于开展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并分析开展青州旗城文化旅游业优势以及阻碍因素。     

民国初年的南京旗产清理与旗民生计筹划

辛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和社会身份的变化,南京旗民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为解决旗民生计问题,民初二十余年间,南京地方当局在对旗产逐步清理的同时,努力筹划旗民生计,通过建筑旗民栖息所、实施工垦、开设旗民工厂和教养院、发放生计米折等方法扶助旗民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旗民生计,并使部分旗民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然而,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资金的短缺、旗产纠葛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南京旗民生计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多数旗民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尽管如此,相关努力还是给贫困旗民以喘息的机会和空间,有利于旗民社会群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转向.     

从侦查监督角度分析我国的检警关系

检警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出发,比较研究我国检警关系之特点与不足,指出侦查监督不力不利于公正,以及检警配合不力影响效率等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立法、充实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具体内容以及建立制度、积极开展引导侦察、取证等途径构建新时期符合中国国情的检警关系。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论同步指导权、同步监督权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警检关系模式是诉讼法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99年1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就我国的警检关系提出了种种设想,如双重领导体制或者一重领导一重监督体制。本文在考察国外警检构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警检关系的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观点———即同步指导权、同步监督权。     

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侦诉协作:我国检警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国检警关系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侦诉协作模式,"检警一体化"、"侦诉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均非适当的选择。建立侦诉协作的检警关系模式,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对侦诉协作的检警关系模式作出具体的规定,增强其可操作性,推动其在司法实践中良好运行。     

涉警舆情的成因探析

目前,涉警舆情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搞清楚涉警舆情的来龙去脉,才能使得涉警舆情呈现出正能量。从成因入手,对涉警舆情形成的各个要素进行客观分析。涉警舆情的成因也可分为社会、主体和客体三个方面:社会成因主要包括群众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的冲突、法制建设的缺失;主体方面的成因则为民众自身素质、个体极端事件诱发和敌对势力煽动;客体方面的成因主要是警察伦理建设的缺失。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论清代旗地占有形式的演变

旗地是清政府分配给八旗兵丁亦即旗人的土地,又称“份地”或“一般旗地”,是清代国有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旗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实行兵丁份地占有制,即土地由八旗兵丁占有和耕种。清中叶后,随着八旗份地私有化趋势加剧,清政府被迫改变旗地占有形式,由兵丁占有改为国家直接占有,陆续设立了八项旗租地、随缺地、伍田地等“公产”旗地,以维护旗地的国有性质。但旗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到清朝末年,几乎所有的滚地都已经转化为民间的私有土地。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略论新形势下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

人民警察职业道德是人民警察在公安保卫工作中所遵循的适合人民警察职业特点的道德规范。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水平与人民警察队伍的素质是密切相关的，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其纪律作风的好坏，反映其战斗力的强弱。因此，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人民警察队伍政治素质的主要途径。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区别于一般社会职业道德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加强人民警察职业道德建设，通过行之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素质，从而提高思想政治…     

新媒体时代下公安机关应对涉警舆论之浅析

涉警舆论,是指与公安、警务活动以及公安部门有关的社会舆论,是社会矛盾的“风向标”,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镜”。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群众法律意识和对社会事件关注度的逐步提高,当人们不太满意警察的执法行为时,通过互联网表达诉求,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本文将从合理合法的角度,总结新媒体时代下涉警舆论的特点,挖掘和分析当前涉警舆论表象背后的原因,以妥善应对和有效处置涉警舆论。     

检察控制侦查模式研究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其内容含有控制之义,但控制权限不够,监督的方式具有片面性。考察国外检警关系模式,分析我国检警关系的现状和不足,针对我国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消极被动、监督缺乏强制力、提前介入缺乏规范性、强制监督不力等问题,提出以＂检察控制侦查＂的监督模式来重新建构我国的检警关系。     

论刑事诉讼中配合制约原则与完善

我国刑诉法把警检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符合诉讼规律,然法律对警检配合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警检配合难以落到实处。刑诉法把检法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也是符合诉讼规律的,但检法"互相配合"违反了诉讼原理。刑诉法应当加强警检配合关系和检法制约关系,废除检法"互相配合"的规定。     

绅商与清末的办警方式及其经费问题

在清末举办警政,尤其是在地方警政的举办和推广过程中,由于绅商们的积极参与,警政的开办呈现出官办、官督绅办、绅办、官督商办以及官绅商合办等多种方式。这些办警方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费来源的不同所致。绅商参与办警一方面是晚清警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又是晚清警政的一大弊病。     

从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警检关系

西方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协作的关系,以控制犯罪为直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既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又是一种监督关系,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然而,从警检关系的实际运作来看,无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还是检察监督均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导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均未能充分实现。在笔者看来,警检关系难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重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