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紧箍咒”——超时劳动对受雇者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从时间配置的理论视角入手,分析超时劳动对受雇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并利用全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超时劳动会导致受雇者的健康风险显著升高,并且超时劳动对女性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管理者与受雇者都应该关注时间配置,改革工作流程与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因超时劳动引发的健康风险。本研究还启示社会各界要额外关注超时劳动对女性群体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促进性别公平发展。     

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通过就业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ppleton分解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隔离,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工作;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既包括行业间所产生的差异,也包括行业内所产生的差异,其中主要是由行业内男女不同酬和行业间进入时性别歧视引起,行业隔离所产生的性别工资差异能解释总差异的23.2%.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计算机使用对青年人工资率的影响:来自云南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云南省青年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Hierachy模型测算了计算机使用对于青年人小时工资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青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利用计算机确实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平均来说使得小时工资增加33%～76%;青年人利用计算机增加小时工资的效应是和本人的异质性及与使用计算机有关的异质性紧密联系的,在生活中根本不用计算机的青年,即使在工作中经常使用计算机,小时工资的增加也仅有33%左右;如果仅仅是在工作中偶尔使用计算机,则对于小时工资没有影响;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程度相同.的青年人,在生活中使用计算机程度越高,平均小时工资越高,这可能体现了善于学习和掌握新技术的个人特征对于劳动效率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降低,而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二者呈现趋同现象。文章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大于需求,而农民工需求增长大于供给;二是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缩小。文章指出工资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个人投资大学教育的非理性,因为大学毕业生能够比农民工获得更多的非经济收益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个人不应因工资趋同现象放弃接受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     

低工资水平下城市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

文章通过构建可变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模型,对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利用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指出,由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受到必需支出的约束,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在低工资水平处出现一个拐点,在拐点工资率以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当工资率下降时,农民工将适当地压缩必需支出,增加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当工资率上升时,农民工将适当地提高必需支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另外,非劳动收入、可支配的时间总量、物价水平等外生变量也将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影响——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女性农民工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体面劳动是一种有尊严的、和谐的劳动,是一种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劳动观。研究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体面劳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管理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验证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体面劳动的双重作用路径,同时验证心理资本的正向调节作用,旨在引起社会对女性农民工体面劳动的关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为丰富体面劳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提供借鉴。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研究

由于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加之很多农民工缺乏就业竞争优势,导致农民工在劳动关系矛盾中很难通过“劳资博弈”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构建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机制非常必要。要明确规制目标,查找短板,不断提升规制效率和效果,就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而其关键环节就是构建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极为缺乏。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民工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关键绩效指标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劳动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战略导向,能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重大驱动力的要项,促进战略目标的达成。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本文依据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应用广义倾向分方法分析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均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边际影响递减。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得到提升;但一般培训时间超过30天或专门培训超过120天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努力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适度调整农民工的培训时间,将有助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     

《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静态模型、比较静态和动态模型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合同法>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维护市场公平交易,而且并不必然会导致失业率升高;它更加有利于遵纪守法的经营者、有利于促进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工短缺".事实上,<劳动合同法>起到了鞭策落后、鼓励先进的作用,最终维护了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     

1988—2010年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化分析

本文利用四次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数据,主要分析了1988年至2010年间,珠三角农民工人口结构与就业特征的变化.发现女性农民工和未使用亲友网络找工的农民工比例逐年增加,普工从业者和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仍占多数,但比例逐年下降,而在1000人以上规模企业工作的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性别和工种之间存在工资差异,总体上,男性工资一直略高于女性,且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历年管理人员工资增幅波动较大,其月均工资水平高于技术工人和普工.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企业超时加班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企业经营越发困难,为在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企业大大缩减用工成本,加班现象日趋严重。据调查显示,我国1.2亿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     

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分析0～3岁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托育能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且主要影响年轻女性,但并不会影响已就业女性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户籍、一孩还是多孩家庭、是否有祖辈帮助,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男性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来说,婴幼儿机构托育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有0～3岁婴幼儿、但未获得机构托育的女性相比于无婴幼儿的女性而言,其劳动参与概率显著更低,“母职惩罚”确实存在。而那些有0～3岁婴幼儿并得到机构托育的女性与无婴幼儿的女性在劳动参与上无显著差别,说明婴幼儿机构托幼能够有效缓解“母职惩罚”。本文提出,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社会机构托育服务,能积极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和帮助女性发展,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配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