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对我国未来“内生型”极低生育率水平的预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世界“内生型”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横截面替代方法得出了在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替代系数,并对我国生育意愿达到“内生型”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进行了估测,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避免进入“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危机做出了预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生育政策微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不同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生育政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十个国家197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对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的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之间的U形关系,采取选择不同样本、加入政策变量和其他与生育率相关的重要经济指标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工业化率等进行再检验,结果支持该假说,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程度整体较低的阶段与生育率呈现较高的负相关,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收入效应取代替代效应对生育率起主要推动作用,如果再辅之以相关的激励政策和措施,生育率会出现轻微的反弹。因此,对于已采取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可以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权衡利弊,适时调整政策。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增加教育投入或可减少低生育率负面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教授彼得·麦克唐纳的研究报告《低生育率：东亚的困境》称,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东亚地区降低低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麦克唐纳表示,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其劳动力规模也会随之下降,这将为社会、经济带来一系列挑战。他说,低生育率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将产生“低生育率陷阱”。“为了降低低生育率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尝试增加教育投入”。他解释称,“众所周知,良好的教育有益于人们的健康、财富和幸福,且教育水平与寿命预期和经济增长间呈正相关性。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起其他人可以工作得更久,同时也有更多的途径服务社会。”另外,麦克唐纳还表示,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女性在生育后重返劳动力市场来鼓励生育。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日本生育水平变化分析

日本作为少子老龄化最典型的国家其生育水平的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使用"寇尔生育指数模型"分析二战以后日本生育水平的变化,探讨其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二战后,1947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最高值4.54;之后生育水平不断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值1.26;近年来日本生育水平缓慢提高,2014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42。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率下降及结婚率的降低。婚内生育率不断下降是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的婚内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生育不再以传宗接代为目的,也不再是妻子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婚率的降低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不愿过早结婚生子。婚内生育率与结婚率变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早期婚内生育率下降是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结婚率的变化仅起到辅助作用;中期结婚率的下降成为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主要诱因,而婚内生育率水平则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生育水平有所回升的主要原因是婚内生育水平缓慢提高,结婚率下降对生育水平的消极作用也几乎释放完毕。未来日本在结婚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总和生育水平就必须提高婚内生育率。政府必须在降低育儿成本、提高生育家庭的补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家庭多生育子女。     

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的检验与再阐述

本文从低生育率陷阱原假说出发,利用低生育率典型地区宜昌的调查数据检验并尝试重新阐释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效应的社会学机制。数据结果表明,社会学机制的自我强化效果是存在的,保证其作用发挥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父母的子女数量,横向社会化的学习来源是育龄人群的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社会化过程具有退行性特征,因此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更倾向于较小的值,在社会学机制的作用下,育龄人群最终生育数量更倾向于小于其父辈。由此,低生育率实现了代际传递,进而实现了自我加强。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自我强化机制是不可改变的。     

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2000—2018年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生育支持政策(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可以稳定生育率;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率;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不同国家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的比较分析

在国家实行“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配套政策,是对宏观生育政策的有力支撑,而当下对不同托育服务治理模式的效果评价的实证性研究较少。本文基于OECD家庭数据库数据,通过托育服务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不同比重把托育服务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国家主导型、家庭支持型和自由放任型,通过工具变量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各国入托率与生育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入托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托育服务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相比于家庭支持型治理模式对一个国家生育率的提高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此外,在控制了托育服务治理模式后,“父母产假总天数”对于一国整体生育率的提升效果是明显且有效的。研究给我国的启示是：托育服务政策的改进有助于社会生育率的提高,但政府必须要实施更加主动的托育服务治理策略,即更加积极地介入托育服务领域,在财政投入与相关政策的倾斜上加大力度,把托育服务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建立友好的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福利水平,这样才有助于提升国民的生育意愿。     

生育文明与我国未来生育率控制

我国的生育率变化一直以来都与生育文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厚的传统生育文化支持着我国农业社会的高生育水平,这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我国现阶段生育率已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下,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标准。但是,这种低生育水平还很不稳定,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推进生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最好方法。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现阶段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稳定我国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必须要加强现代生育文化建设。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上分析了生育文化与生育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建设我国现代生育文化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