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触到遏制?美国后冷战时期对华战略转变的逻辑探析

在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导向战略转变的背景下,理解“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存在何种运作逻辑”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既有研究基于不同分析视角,形成了地位竞争论、制度竞争论、战略失败论、国内政治动力论和领导人特质论等不同的解释,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然而,现有文献普遍存在的单一变量问题,使其尚未在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这一重要议题上形成较为完整的因果机制。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有效解释美国对华战略转变逻辑的解释模型,从中美之间的权力位势差距和美国对华的单边战略定位两个自变量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中美权力位势差距的变化与美国对华采取的“修正式”与“现状式”单边战略定位是共同诱发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物质维度与认知维度变量。其中,单边战略定位扮演着“安全阀”的角色,调节着中美战略利益兼容性的高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动机的强弱,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战略选择的强度,形成强化遏制/竞争、采取防范、继续接触和转向适应四种不同强度的战略形态。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韩国对华战略分析——以对冲战略为视角

国际秩序在中美战略竞争、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革,中韩关系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韩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随着政府换届、执政党轮替而出现政策摇摆变化,因此分析韩国对华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对冲战略为理论视角,从理论和政策层面上,深入分析韩国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战略,韩国基于中美相对实力的变迁、不确定环境及可能产生风险的研判、国家利益的考量,经过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对华采取对冲战略,提出在中美战略竞争环境下稳定中韩关系,可以进一步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既有合作空间下拓展更广阔的领域,构建起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百年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逻辑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和平与动荡交织并存，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近年来，美国日益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竞争趋势逐步增强。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霸权焦虑。随着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正当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与美国尽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实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产生矛盾。霸权焦虑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战略竞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时期得到全面加强，通过联盟战略聚焦于经贸、科技创新、军事与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     

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评述

布什新政府上台后 ,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 ,声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而是“战略竞争对手”。布什新政府貌似改变了上届政府对华“接触”政策 ,实则不然。布什新政府对华政策仍然是合作交往为主的“接触”政策 ,但加强了对华的“防范、遏制”。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分析

本文从国际体系及国家两个层次，对决定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诸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还较为弱小，不足以在全球甚或地区性问题上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但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不容忽视，加之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基本点上客观存在的根本差异，造成了美中之间的深刻对抗，进而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虽势必会随情势的变化而在协调矛盾的过程中有相应调整，但其“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战略取向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新变化与东北亚地缘安全新形势

在美国挑起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给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变数。当前，东北亚地缘安全结构逐渐失衡，正处在重塑或重组时期，由于韩国受到陆权与海权两方面势力施加的影响和冲击，拜登政府上台后韩国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会更大。韩国尹锡悦保守政府将“强化韩美同盟”作为第一外交原则，并构建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战略上，韩美同盟已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了对接，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并对北约打开了合作之门。韩美军事同盟的指向正在发生改变，已不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开始面向东北亚、“印太”乃至全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地缘安全战略上，韩国应该在陆权与海权势力之间保持中立或动态平衡才是明智的选择。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以美国印太战略为视角

拜登政府赞同特朗普政府对华认识,并继承了其对华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同时加紧实施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拉拢更多盟友,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继续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产业政策、科技等领域持续打压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中国必须早作应对。     

对新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中国周边形势相对稳定,但其中也蕴涵着众多不确定因素.随着美国战略重心逐步东移,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对华战略由"接触"演变为"遏制",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9@11"事件虽然延缓了美国的战略东移,使我国的战略压力有所减轻,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     

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近两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从一个农业国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国,经济规模上升为世界第二,尽管中国也为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付出了不少代价。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成就,除了国内政策得力外,主要就是及时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条件,缩短了摸索的过程。从中美缓和抗衡苏联,到美国实行对华接触政策,再到＂9.11＂后美国致力于反恐,以及奥巴马政府刚一上台就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的外部发展机遇可谓千载难逢。不过,未来十年的外部环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帆风顺。但机遇向来只光顾有准备之人,只要善于把握,中国必将迎来新的机遇期。     

超竞争制衡: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国际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日益加剧，守成国家会如何对付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新兴国家?这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超竞争制衡是守成国家在超竞争情境下应对目标对手挑战的综合策略。在超竞争态势下，为获得领先对手的战略优势，守成国家偏好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威慑、竞争与制衡的综合性对策，以发挥战略工具的最大化效能，实现对目标竞争对手的压制。美国印太战略把中国作为首要竞争对手，蕴含着超竞争制衡的逻辑，集综合威慑、极限竞争与复合制衡三位于一体，使中美关系呈现出选择性对抗、全面性竞争、有限性合作的多维特征。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对华战略的超竞争制衡态势将长期化，但是鉴于双边关系的超级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中美双方应保持理性一致和战略克制，需要正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超越消极竞争，探索建立“护栏式机制”,努力构建一种积极和良性的竞争关系，以保持战略稳定，避免出现关系失控。未来中美关系会在震荡中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     

中美双边外交的影响因素、特点和趋势

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因素和世界各主要力量影响中美双边外交。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9.11”之后中美双边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取代了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美对华政策正向着一种基调积极的方向转变,经济贸易外交成为巩固两国关系的基础,反恐外交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的人权外交。美中关系总的趋势是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中国的发展不必然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必然具有对抗性。对中国来说,在对美外交中处于被动反映的模式仍将存在。     

地缘政治结构、印太战略升级与拜登政府的“蓝色太平洋伙伴”

太平洋岛屿地区是美国地缘政治结构的组成部分。作为“印太战略”的始作俑者，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不断丰富“印太战略”框架，打造各种版本的“印太战略”。拜登上台后，着力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升级“印太战略”。在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及“印太战略”升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竭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打造并完善“蓝色太平洋伙伴”,借以对中国进行强有力的制衡。作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蓝色太平洋伙伴”是美国在“海洋自由”原则驱动下的海洋扩张活动或实践，主要目的是维护其海洋霸权。未来拜登政府将推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在太平洋岛屿地区朝着更加实体化、机制化、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拜登政府的数字合作战略：意图、行动与限度

《数字战略(2020—2024)》标志着美国拉开基于美式价值观的数字合作“大幕”。该战略具有以下三点意图：一是将所谓民主价值观置于国际数字合作的首位,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二是抢占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市场,增进美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效益;三是塑造符合美国数字规则偏好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提升美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方面的领导力。目前,拜登政府正借助与盟友及伙伴国家共建所谓“数字民主俱乐部”、完善私营部门参与的跨国数字合作机制、塑造与“美式模板”相匹配的全球数字规制体系等三个主要方向推进数字合作行动。然而,拜登政府实施数字合作战略的进展有限,正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双重制约。美国试图“提升新兴数字市场自力更生能力,构建开放、包容和安全的数字生态体系”的两大目标恐难以实现。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探析

“9·1 1”事件以后 ,中美关系呈现出缓和的发展迹象 ,两国合作和接触的层面似乎也在逐渐增强 ,这是否说明布什政府一反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 ,试图改变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了呢 ?本文通过“9·1 1”事件后美国对华采取的一系列新举措来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本质 ,即美对华仍然是“接触”和“遏制”两手并用 ,美国从未放弃过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     

从战略异同看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两国在现实的国际战略中有许多利益交汇点,因而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国际战略取向等许多方面又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戒心,因此中美关系又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双边关系之一。正是中美两国战略上的这些异同决定了中美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现实。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演变趋势及应对策略

跨国公司的进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战略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对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战略的演变趋势及我们的应对策略做一些有益的探讨。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台关系现状与走向探究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一直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台政策,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在积极发展美台双边关系的同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积极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使其尽可能加入国际多边机制。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政治也在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加剧台海局势升温,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加大。一旦中美两国无法建立有效管控分歧的机制,台湾问题将随时成为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