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央集权中的补偿性政治控制

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 ,结合清代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 ,揭示出补偿性控制是清代政治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中央之所以能有效地行使补偿性控制 ,是基于 :(一 )信息系统的改进 ;(二 )中枢控制信息机构军机处的产生 ;(三 )最高统治者皇帝治术的演进。并通过对补偿性政治控制的分析看清代专制皇权的缺陷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明代的“中旨”由于从未形成确切的制度规定,因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明人政治观念与现实诉求而变化的可塑性认识而非固定的文书形式。在明代政治情境下,“中旨”具有内外两层政治意涵：一是作为王言象征的权威性与纯粹性,经由明代君主专制体制而得以确认;二是其名称中隐含与外廷相对的“非制”性,与阁票形成一种自明的对举关系。明代的中枢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由宦官、内阁、六科、部院构成一个亲疏降杀的层级体系,内廷与外廷的观念易受内阁倾向扰动,由此造成明人对中旨与票拟的矛盾态度,有异于学界的一般认识。中旨具有祖制合法性,在明代政治实践中多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为各种政治群体所利用。自晚明内外日益暌隔,内阁的内转趋势加强,中旨几成内外沟通的唯一手段,其在士大夫追美明初面议的前提下也被赋予王言的意义,在门户之争中发挥作用。联系明前期的面议君裁体制的崩解与随之而来的中枢权威的失落,晚明士人对中旨体制的体认,或可视为儒家理想诉诸祖制的一种方式。     

明清中枢机构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

明内阁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也是政府的中枢机构,曾经地位显赫.清朝建立后在内阁既存的前提下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并不是为了抑制内阁,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问世

著名史学家韦庆远先生新著的《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今年三月出版了。本书全面阐述明代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的一生际遇和政绩功过,评价其历史地位和影响。着重阐述他在明代中后期国势倾危之际,进入内阁中枢,参与并主持历时十六年之久的隆...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明代的阁权

明代内阁自建立以来，有四项制度一以贯之，法定阁权不是也不可能转化为相权。阁权完全从属于皇权，其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强化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效能。就明代的权力结构考察，内阁与司礼监是最重要的两个中枢机构，但二者郑不是国家最高一级行政实体，而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办事机构。因此，说阁权是相权的复活，或说其职任同于翰林学士，都有失于片面。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及其转化

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及其转化田勘在《西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对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提出新看法。文章指出：明代内阁是明代极权政治的产物和标识。其政治功能主要有教育功能，筹划功能，补过功能三个方面。而内阁的这些功能要完成其转化，必须具备...     

分封·教化·罢相——再论朱元璋立制之得失

朱元璋最大的失误是他推行分封亲王制度,导致了一连串的祸乱.他敦化教民的努力取得了相当成效,值得重视.朱元璋罢设丞相并非造成明朝无善政的原因,相反,它促使中央执政体系发生重大转变,导致了明朝延续的自秦以来的政治中枢的变化,其后形成的内阁制度影响了中国近六百年.认为朱元璋罢相之举措把专制主义推向了极端,有欠公允.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代的翰林学士

<正> 本文试图从唐代政治中枢演化的角度,对翰林学士这一重要职官作一个历史考察。唐初,三省分立、三省首长共掌宰相职的中枢政治机构设置不久就遭到了破坏,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皇帝经常临时差遣一些亲信文人、学士进入宫禁,“内参谋猷”,草拟书诏,直接侵夺中书省的职权。翰林学士即是由身份低贱的宫廷御用文人发展为拥有巨大权力的“内相”,而成为唐代后期政治中枢的重要成员的。翰林学士职     

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仅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体制内自由分子与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以蒋廷黻、胡适、顾维钧为中心的考察

体制内自由分子的政治重建运动经历了组建"自由主义内阁"与独立组建"中国自由党"两个彼此联系又因循递进的阶段,并彰显出异样的特征.由于情感上更多地倾向国民党政权,且视美国的支持为其行为之后盾以及预定揆首胡适的态度反复,使得这场先天不足的政治运动不得不无果而终.     

清代的谥典

清代定例，凡大臣应否予滥，由礼部先行奏请，得旨允准后，再行知内阁撰拟溢号四字，恭候钦定。由翰林投职之员及官至大学士考，上一字坐谥文，死事之臣上一字坐溢忠。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恩。清代谥文正者仅有八人，他们是汤斌、刘统勋、朱、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和孙家鼐。清代的谥典@任闻     

论清代文学与政治

本文论述了清代政治以及由政治方针决定的文化政策与清代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评介了清代主流社会的诗文与非主流社会通俗文学创作及其意义.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