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人:人性内涵的新维度——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考察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种相互作用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载体.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集中体现在人的生态化属性,因而把"社会生态人"作为人的阶段化发展的价值理念和生态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一种人性理论假设.     

生态伦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分析

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 ,它涉及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以人为本 ,通过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的基本目标和最终理想。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和谐协调的发展。人与自然相互对立和役使的时代理应终结 ,和谐融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理想 ,而生态伦理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理论和价值观支点。     

再论生态政治

目前国内学术界多把生态政治视为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而且又视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这是欠全面的。在内涵上,应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应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从而使政治理论能够以生态化的眼光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     

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行为是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但在以生态约束为主要目标的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应该转变为生态理性经济人角色。本文认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包括:从总体上要达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生态经济人理性与企业文化责任制度的密切结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上要实现生态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生态化管理与企业间生态协同的相互统一;在政策偏好上要坚持以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同构与异质: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两种契约模式比较分析

"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种著名的契约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创建上具有同构性:两者都以人性论、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假设为契约论前提建构各自的理论体系;它们在内涵上具有异质性:"原初状态"在整体结构、契约主体、人际关系和契约目标等具体内容上进行了更高水平的设定,对"自然状态"模式是一种抽象性超越,并最终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理论目的.这种模式旨在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用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人性”话语下生态秩序的法律形塑——集体福祉超越市场逻辑的反思

人类对秩序问题的关注几乎与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样长.人的本能构造、意识构造与社会构造是导致生态失序的人性根源所在,为了愈合横亘在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必然要求基于人的行为与行动结构构造一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调谐为目的、符合集体福祉的生态秩序.基于人性话语的视角和集体福祉超越市场逻辑的价值诉求,以法律的强制力构造社会、人与自然的生态同构秩序是可行的法律路径,其核心在于确立符合社会本位要求的生态秩序的权利义务结构体系及其基本的权利义务构成.     

环境时代法学“生态人”模式初探

法律以人的行为作为基本调整对象,因此法律必须首先对现实中的人进行多方位解读,对其行为的动机加以解释,以便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和引导.建构一个合理的"人的模式"实质上是创造了一种分析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有力工具.因此法学"人的模式"便成为理论架构和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预设.本文以法学基础理论为支撑,论证了传统法学"人的模式"在环境时代的滞后性以及"生态人"模式对于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当代生态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探析

生态生产力是一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力形态,当代生态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当代性"与"生态化"的有机结合,其"当代性"表现在当代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要以高新科技的发展为物质基础;其"生态化"表现在当代生态生产力的发展要符合生态化的标准,并且能够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契约自由与环境权益的冲突与平衡

契约自由是传统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强调契约是当事人的合意,而合意又是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契约即正义,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是,契约自由原则在现代社会受到挑战,特别是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契约自由被指责为环境危机的根源。解决传统民法中的契约自由与现代环境权益的冲突已成为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只有树立新的环境保护观念,赋予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以环境保护的内容并使契约主体承担环境保护的公法义务,用现代"生态人"的人格取代传统"经济人"的人格,才能实现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实现环境公益的保护。     

“生态人”:人的发展的生态向度

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包含人的生态化向度("生态人")。"生态人"是对"经济人"假设和"自然人"假设的反拨和超越。只有坚持人的发展的生态向度,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生态文学与"生态人"的亲和性生存体验

生态文学的亲和性关系不仅针对人,而且包含对自然与环境,或以亲和的态度与方法融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生态和谐关系,进而展示对人的生存活动的亲和性与意义.生态文学活动要塑造具备亲和性活动状态的"生态人","生态人"在现实生存境域中总是要倡扬一种生态精神所激发的生命体验,以基本的做人准则塑造生态人格."生态人"的人格构成既要内存一种包容精神,还要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生态责任既是个体及自我的责任,更体现着人类责任,其目的指向必然是明晰的,表现出一种节奏化、韵律化、诗意化且可持续性的目标指向.     

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构建的基本路径

"中国式生态生产力"是在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理论先导,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现实保障,以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为重要支撑,以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为现实发展模式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需要从四个基本的"向度"着手,即生态文明的理念是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先导;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是发展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制度保障;生态科技的广泛运用是培育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生态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模式。     

简论生态理念视域下的大学校园

生态校园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生态校园就是以建设绿色校园、园林式校园为典型,即只重视校园外在环境的生态化、绿化。而广义的生态校园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外在环境层,即狭义生态校园的定义所指的部分;其次是处在校园中的人与人的生态,即关系的生态,也就是校园这个社会小环境的社会生态;再次是人与自身的生态,即处在大学校园的个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存在自我精神的生态,只有一个实现了自我精神生态的人才能实现社会的生态以及整个校园环境的生态。反过来说,要实现整个大学校园的生态,校园外在环境的生态是基础,校园社会环境的生态和个人的精神生态才是根本。     

解读生态法学

近年来,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不断增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环境法学”而言,“生态法学”才是一个更为科学和确切的名称,两者不仅在称谓上存在差异,在内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有学者从生态法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命体均是法律主体出发,论证生态法学的独立地位。这种论证由于涉及到整个法律主体理论的重大争议,因此难于被人接受和认同,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环境法学”为国际国内沿用已久。因此,没有必要用生态法学来取代环境法学。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语境中的休闲文化研究

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时代、休闲时代。以全球化为视野观照休闲,休闲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或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颇具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一个更具本体性的美学范畴,一个与人的生活、生存、生命直接相关的人类学、生态学命题。从中西文化精神比照看,中西休闲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民族风貌和文化品性,并且表现出边界的消解性与文化的异质性的二元悖立;从休闲的本体意义角度来看,休闲是一种存在,既能够满足人类的身体和生理需要、审美和精神愉悦,同时又成为一种文化塑造和文化存在;而从“生态学”意义上审视休闲,又衍生出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精神生态等“生态式休闲”诸样式。     

西方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

生态可持续性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对环境公民权的基本设定与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一种生态主义政治理论,而后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时代拓展。但在对环境公民权概念阐释的内容与方法上,二者存在着很多理论衔接点或相近点。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可以理解为生态政治理论家和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借助环境公民权这一概念,在各自领域中推动一种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目标实现的理论努力,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绿色变革潜力。     

企业的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比较

本文从几个方面比较了企业的契约理论与能力理论。契约理论的理性人前提假设为机会主义 ,而能力理论的理性人前提假设为认知 ;在对企业存在性的解释上 ,契约理论从机会主义导致的交易费用出发来说明 ,能力理论从能力的不可交易性出发来说明 ;契约理论强调的是交易而能力理论强调的是生产 ;契约理论应用的是静态分析方法而能力理论应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两种理论各有适用的分析范围 ,而且两者可以相互融合。     

论生态型政府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型政府是在权力的生态觉醒和资本的生态觉醒之上才能建立的走向生态文明的政府.它一方面要推进生态—社会革命,并在这种推进中克服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中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生态过耗,以强力实施生态性生产和生态性消费,一方面以人与自然界的生态整体为本位发展生态创造力、生态生产力,推动人的生态化发展,走生态—经济—社会—精神发展模式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以生态合理性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建设.     

生态伦理学研究对象与理论归宿反思

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它的实践功能只能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实现。协调同一时代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的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上的利益冲突,实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