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蒙古族集体记忆的复现——论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建立

“孝庄园文化旅游区”的建立,既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实现旅游商业化的尝试,也是民族集体记忆的成功复现.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大的族群认同下,地域性群体如何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的法国现象学基础——从梅洛-庞蒂、福柯到列斐伏尔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有其深刻的法国现象学渊源。这集中体现在,梅洛-庞蒂以身体的空间意向性为出发点,将马克思自由自觉的物质实践,转译为含混的情境性体验的尝试,在福柯有关"非思性"身体通过"他者性"空间不断反抗"观念性"权力的语境中,进一步被列斐伏尔提炼为,对旨在瓦解资本抽象空间秩序的"差异空间"的期许。借此,现象学土壤中生成的空间概念,就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当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既是法国现象学界以海德格尔和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对胡塞尔所开辟的德国观念论现象学传统,进行实存论或物质论"误读"的思想余波;又是其学术体系中特有的"身体性""体验性""他者性"等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实践性""物质性""斗争性"等内涵相呼应的逻辑必然。它们不但揭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实存论现象学向物质论现象学跃迁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姻的形而上学契机;更凸显出,由列斐伏尔开启并滥觞于英语学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哲学思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实现自身话语转向,而向西方经典思想资源回溯的尝试。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从夸父到孙悟空——浅析中国文学艺术中“猿猴原型”的发展

从西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角度看,中国文学艺术中存在一种"猿猴原型"。从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夸父到晚近文学创作中的孙悟空,体现了中国文学艺术中"猿猴原型"的线性发展模式。     

从失语的“他者”到自我言说——以三个版本《画皮》电影中女性形象塑造为例

电影艺术与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两性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本文力图通过对1966年鲍方导演的《画皮》,1993年胡金铨导演的《画皮之阴阳法王》,和2008年陈嘉上导演的《画皮》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探究不同时代的两性情感在电影中的痕迹和两性地位的细微变化。     

从心理分析角度看作为心理社会飞地的集体记忆——兼论犹太人、德意志民族认同及德国心理分裂问题

集体记忆 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是维系认同的关键。不过笔者认为,集体认同本质上具有不稳定的特性,常有自我消解的可能。认同与其消解之间的对立造成了一种内部矛盾,亦即矛盾情结,它类似于弗洛伊德（Freud1930）所说的“文化中的不适”（Unbehagen in der Kultur）。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 ——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自己的幸福感与他者的认可——从一场辩论赛说起

2003年12月12日,我作为一名评委,参加了同济大学第15届“青年杯”辩论赛的决赛。双方辩论的题目是:“长生不老是一种幸福还是不幸”。正方为土木工程学院,认为长生不老是一种幸福;反方是材料工程学院,否定这种说法。正方清一色男生,气势轩昂,西装革履;反方三女一男,面有微笑,不卑不亢。这似乎暗合了某种性别上的隐喻:男性多喜长生,女性则更多倾向于今生的幸福。正式辩论前先有一小品演出,其主旨也印证了这种隐喻:一对恋人,男方得一长生不老药,药力只在当晚有效,劝女方一道服用;而女的则犹豫不决,最后弃之不用。结果一半被一窃贼误服,另一半…     

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神思:文艺创造之魂——刘勰艺术构思论中的审美思想探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系统地论述了艺术创作的心理活动和思维特点,并首次将“神思”作为艺术想象的核心范畴。总体来看,“神思”是一种创作想象活动,也是一种艺术构思美学,包括以“情性”为本的审美情感、以“虚静”为主的审美心胸以及“神与物游”的审美境界。     

从《大纲》到《资本论》——基于马克思创作过程的当代理论分析

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讨论新的热点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MEGA2文献研究的进展,另一方面同当代资本主义及左翼批判的新变化有关。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过程,特别是资本一般概念的出现和消失以及五篇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三卷四册计划的转变,可以发现:从《大纲》到《资本论》存在复杂的理论推进。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一推进表现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制订和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叙述方式的不断调整。对《资本论》哲学方法的科学说明,需要立足《资本论》的文本,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进程中去,给出系统的、历史的分析。     

成长叙事中的家庭创伤记忆书写与情感认同——以“80后”女作家的小说为例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从民间讲述到文人创作——“梁祝”母题在元明清时期的叙事形态转变

从东晋到南宋的近一千年间,梁祝传说的文本化,基本上停留在史料的层面,唐宋时期初步受到文人的关注,直到元明清时期,其价值才被充分发现并被吸纳到文艺创作中来,这是推动梁祝走上早期经典化路径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元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体现出了对于梁祝传说的空前兴趣,在戏剧、小说、诗词和散文创作等领域内,均出现了以梁祝为主题的作品。文人创作因素的加入,对于梁祝这一文化母题的流传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民间叙事到文人叙事,梁祝故事的叙述方式日益精致化、典雅化,实现了对民间传说、故事的超越。     

从“自我”到“人民”——论李修文的创作主体性兼及“70后”作家的集体转型

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纷纷告别"青春写作",走上集体转型之路。在"70后"作家中,李修文具有更为显在的主体性创作特征。从高扬主体意识的"我"之价值实现起步,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召唤、叩询与反思,李修文最终打破自我,并将其植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两部散文集中,李修文试图从相遇视角出发,转变"人民"与"我"的主体关系,于世俗生活的言说中实现二者的融合,从而建构新的"人民"书写。而李修文从"青春写作"到"人民"书写的转型,不仅带有他个人对待自我实现以及处世观念的真切思索,更打上了"70后"作家群体面对历史转型期现实问题的琢磨与考量的思想印记,亦不失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深层次探索路向。     

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基础及界限——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起案件中的适用谈起

法官在法律原则的价值指引下确立某些行为模式规则以对案件进行裁判,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法官“造法”的问题。我国现实语境下,法官“造法”应为法官用法,是在立法机关授权下的自由裁量。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应该以实定的法律原则为基础,以“实践理性的标准和牢固的共同体的普遍正义观”为逻辑中介,才能保证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