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法治论思想述评

法律与人的关系是服从与制定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是从悲剧人物自身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这开创了西方悲剧观的一个源头,也和中国悲剧观区分开来。我们清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不但可以梳理出西方悲剧理论发展的线索和源头,而且可以比较中西悲剧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对其以后法律思想的发展,文艺复兴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从法治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历史功绩的评述,从而得出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几点启示.     

论知识观的转变与后现代知识观的确立

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在哲学领域当中知识观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转变过程,以及后现代知识观确立的背景和主张,进而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深入的理解和思考知识问题、教育理论问题及教育改革主张提供借鉴。     

试论管仲与梭伦法治观的差异

管仲与梭伦是中国先秦齐国和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著名立法者。由于历史传统不同 ,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际遇迥异 ,他们在立法及执法监督权的归属、法律的实施约束范围、法律内容、处罚制度等法治观的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巨大差异。管仲与梭伦不同的法治观对以后东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及法律文化的差异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人治向法治的跨越——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例

法治观念作为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来已久。从早期柏拉图标榜哲学王治国,主张依靠统治者的智慧来治国理政,到后来舍弃人治转而高扬法治,再到最后亚里士多德继承衣钵终其一生对于法治精神的不懈追求,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由人治到法治的跨越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程,这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法治与德治——基于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比较分析

法治和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与局限,且法治的优势即为德治的局限,德治的优势即为法治的局限,因此必须进行法治与德治的最佳配置,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局限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     

法治实践中的理性、理念

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对于全人类都是共同的,理性思考的力量也是普遍的,它是论证的根据和灵感。法治中的理念,阐述的是对现行法具有重要意义的证明和解决模式。由于理念具有对法律原理的真实性要求,所以法治理念应当具备理性的说服力。法治强调法的理念,故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法理性。当今,我国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是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是架构在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基础上的理论。我们党倡导的法治理念,无论是作为一条法治理念,还是一项政治原则,它都体现了对公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利保护。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公正的法治价值探析

公正作为社会长久以来的价值追求,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与约束作用。公正不仅表现为法的理念,而且也应当蕴含于法的实践;不仅是立法的指南,而且也是执法与司法的保障;不仅作用于静态的法制目标,而且贯穿于动态的法治过程。本文将重点从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角度来解析公正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