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习惯权利与宪政立法

习惯是法的渊源之一。某些习惯权利作为一种自发权利先于法定权利存在,后经国家立法程序确认与吸收而成为法定权利。习惯权利不只可以纳入民事立法,也可以成为宪法权利的前身。即使没有被纳入宪法和法律,一般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或不予干预。这也是衡量宪法的民主性的一个标尺,是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广度的体现。     

现代性的理性话语

自古至今理性一直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然而今天人们越来越发现,被理性主导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文明越向前发展,理性展现给人类的历史悖论也越多,这使得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理性。理性能否僭越合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应然关系人们又该如何重新作出历史的反思,这一系列问题乃是现代社会昭示给人类无法逃避的历史使命。     

权力与权利的新探析

权力与权利的理论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许多法学家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但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权力起源的理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权力自身并不存在正义或异化的原始属性,权力的存在是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的,它与权利的背离是永恒的。对权利与权力都应进行规范和约束。     

论习惯权利与人权推定

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或宗教权利来建构人权内容都缺少生活性内容和民众性主体,而习惯权利与人权在本质、内容与产生方式上存在着契合的可能性。二者契合的方式是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它包括立法程序中的立法直接推定与习惯法法源地位的间接推定,以及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推定与司法判例推定。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价值性与程序性原则。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新探

关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解决,无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都强调以在先权利的原则作为解决冲突的首要原则.其实,知识产权的"无形性"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在后权利人即使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可能进入在先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因此,在权利冲突的解决问题上不宜过分强调尊重在先权利.在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时,既要坚持尊重在先权利的原则,也应遵循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对在先权利给予必要限制.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新探

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性,只有把它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总体框架中,放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开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对其现代性的一面有充分的认识.作为对“中国问题”的最好回应,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他在《讲话》中所阐发的文艺思想,目的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其现代性价值理应得到应有的肯定.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检讨

本文由论述冯友兰文化观中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提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工业化是不够的，因为工业化的概念并未包容理性化市场经济的内涵。另一方面，不能把现代性仅仅了解为工具合理性。最后强调，在现代性问题上，应区分特殊主义的分析方式和实存的整全把握。     

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探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西方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探究 ,为当今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 ,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一种反生态的价值观——西方现代发展观的价值危机

“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能够做的就是应当做的”是西方现代发展观的两个基本信念,它造成了现代发展的价值危机和伦理危机。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决定了现代发展观具有反生态性质。抽象的人道价值观是对生存的遗忘,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一种生存论的价值观的支撑。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及其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世代奋斗的崇高理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自身发展的理想状 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 件、提供保证,并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于实践合理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实践合理性的实质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实践活动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评价和规范。实践合理性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所合乎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的追问、反思和评价。实践合理性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实践的合理化,即实践合理化的条件、原则和途径问题。实践合理性追求的现实意义是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发展困境寻找一条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得到重大创新,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已从理论殿堂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现代化过程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发展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认识程度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试论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标准应当从实践合理性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 )分别加以考察。一个科学的实践合理性价体系应当根据具体的实践内容和形式 ,将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有机和辩证地统一起来。     

物权的激励功能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西部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经济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再加上观念滞后、生态脆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其现代化进程步履迟缓,但同时也显得格外迫切。面对西部民族地区还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一现实,加快工业发展、进行技术创新就成为该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与物权的激励功能相结合予以初步探讨,我们认为,要进行技术创新,就需要完善的物权制度;充分发挥物权的激励功能,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先决条件。     

人的本质与经济实践

经济实践是人的本质的表征形式。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实践。人的本质的多重性 ,如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和意识本质等 ,不仅导致了人类经济实践的矛盾 ,也影响着人类对经济实践的理解。对人本质的理解与对经济实践的把握是一致的 ,实践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方法之上。我们对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实践的理解与把握 ,以及对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实践的认识和发展方向的展望 ,都必须以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为核心     

法人人格权研究

在我国民法学界自然人的人格权一直颇受关注,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法人的人格权加以探讨。同自然人人格权相比,法人人格权的本质与其不同,并有自己的发展脉络、法理依据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