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道变革与行政法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便纷纷兴起治道变革浪潮。20多年的治道变革已经使西方国家政府公共部门管理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变化。这必然会对与传统行政模式相适应的传统行政法学产生冲击,引发传统行政法在实践中的困境,从而导致行政法的变迁和发展。     

构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体系

中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培育和推行应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考量.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需要培育坚实的社会管理基础,并与政府的治道变革相配合.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是由许多要素和环节构成的体系.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要做到科学合理、达到预期目标,还必须分层次地加以推进.     

治道变革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为特征的治道变革,已成为当代各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新模式,它是市场机制和等级机制调解相继失败后的产物。我国政府治道变革是适应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而提出的行政改革思想,它的出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治理危机和治理之道的变革。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资本的危机。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则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断裂性危机。因此,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消解社会资本危机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行治道之变的重要前提。     

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演进--理论的贫乏与制度的缺陷

西方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问题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 ,其演进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复兴和制度创新时期。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 ,除需要有资本积累、科技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外 ,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创新和完善。     

信息、弹性与治理：弹性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文章通过对弹性化政府有关理论和实践的梳理,剖析了政府弹性化改革的内涵及其途径,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弹性化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结合中国目前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弹性化政府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中国治道下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为重要。中国传统有着丰厚的治理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安定文化、民生文化、共治文化、心治文化、贤明文化、简约文化。当前,我国治理文化面临着把治理当管治、以知识代替文化、文化缺乏深度、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世俗化地理解文化等难题。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治道下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吸收传统治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培育重塑新时代现代治理文化精神,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再造也离不开世界眼光,要着眼于中国之道为世界贡献富有特色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释义--一种解释学的视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解释学意境的文化历史现象 ,涵蕴着中国社会 2 0世纪以来变革与发展历程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实践和文化历史内涵。“中国化”所内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这两个关系维度上展开 ,构成一种视界融合的互动关系构架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模式的转换和跃迁。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农民自助组织的多元公共关系——以河间市国欣农研会为例

农民自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多元的公共关系,包括政府的支持、新闻媒体的关注,及其他民间组织的合作.就政府而言,应当从治道变革的高度认识民间组织的重要性,进一步推进农民自助组织的发展.     

中国古代治道论中的“和而不同”及其当代价值

"和而不同"的治道论,主要指国家治理途径、方法、方略及其制度的确定,应有不同见解互相补充和互相纠偏的种种论述,其中包括君臣关系论和决策批评制度论。作为可以防错纠错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理论,其本身不属于民主范畴。但它以差异为价值,欣赏不同见解,鼓励反对意见,重视上下左右交换各自看法,包含了可"转接"于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完善行政决策制度等多种应用价值;它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思想方法、能够丰富当代公共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指引当代公共决策的制度设计。马尾松大树枯烂后,往往遗存富集松油的树兜、核心或树节部分,它们仍然是相当好的发热和照明材料,这也是古代"和而不同"治道论可为当代中国治道理论和实践所运用的"根据"之所在。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公共领域治道变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是当代西方新兴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政治问题,对公共领域的各种复杂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试图借助于这一分析工具提出当今中国的公共领域治道变革进程中应当提倡多元化决策和开放性文化.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论中国企业管理的双重跨越与文化支持

WTO将新经济现实地带到中国企业的面前 ,中国企业必须适应环境的变迁而进行管理变革 ,实现从传统的经验管理越过通常意义的现代管理阶段 ,发展成为新经济下的知识管理这一巨大的双重跨越。本文着重分析六大管理变革 ,最后讨论实现这种变革所应要有的文化支持。     

文质论:中国传统治道的一个视角

文质论是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质论源于孔子"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这一观念,君子人格是中国文质论思想的原型。自汉代起,治道文质论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和政治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文质论,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治道,在今文经学的最后代表康有为那里,发展到了传统社会的最高峰。     

盛世危机:基于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历史分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往往在鼎盛时期遭遇乱局,这种现象早已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历史是由参与互动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传统治道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介体,其在互动中的致乱作用不容忽视.传统治道中的等级设计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化,但必然在盛世互动中引发当权者的奢侈之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传统治道的惟一目标和最终目标,所以家给人足理想实现后,当权者的工作重心偏离民生问题在传统治道中具有某种合理性;以心换心,有限度地开放言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帮助政府预防、减少和纠正决策失误,但在盛世到来的时候却逐渐造成言路堵塞,最终使君臣民关系由相对和谐趋于全面紧张.     

全球比较视野下中国模式之反思

在全球比较视野下,深入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经验,既是完善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需要,也是探索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需要.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市场经济的协调治理之道,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中国模式的和谐治理之道,成为当代中国经验中蕴涵的中国治道.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提升中国经验与中国治道,对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财政预算公开原则——以政府治道变革为视角

在政府治道变革中,我国政府正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之一则是必须实现财政预算公开.财政预算公开是预算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源于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以预算知情权的享有、预算信息基本公开和预算信息公开的合理限制为其确立的标准.为了确保财政预算公开,必须建立科学、完备的预算公开制度,并最终走向司法适用.因此,有关立法应规定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责令本级政府依法履行财政预算公开义务,规定公民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其预算知情权,并规定政府不履行财政预算公开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保障政府治道变革下预算公开原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正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     

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人民利益和需要为导向 ,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普遍趋势 ,也是政府管理指导思想和管理职能的革命性变化。服务型政府体现民本位 ,本质上坚持管理与服务的统一 ,不断提高效率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