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观

史学观区别于历史观的最根本点是：史学观不象历史观那样有唯物唯心之分，而只有理性非理性之别。理性史学观就是非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就是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对历史观持一种等级的、依附的、盲从的态度。理性史学观不仅对历史观的功能持谨慎的批判态度，而且对历史学的性质同样持严格批判的立场。故而，史学观对历史观就有选择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史学观客观上构成了历史学家的第一观众，并本真地成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观、生活观和存在观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理性本源

理性的命运喻示着文化的进渡.理性在近代的张扬和现代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对理性的本源不够清明.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而理性作为"看"和"说"的"逻各斯"(logos),给人的存在以根基性的设定.归根结底,理性就是作为"光"(phaos)或"启蒙"(enlightenment)的"智慧",是对理性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的最高概括.     

从活动作用看历史

传统的历史观念强调客观、真实、规律、对象、过去等等。这些是机械历史观的遗蕴,不能完全成立。在分析思维世界、历史物、活动作用等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非实体主义的历史观。机械论的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必须被删除,历史学家不应该对事实下判断,而只应该描述事实;历史可知的领域被分成无数事实而予以单独考察。第二个原则是还原论性质的,而还原论是附属于机械论的主客二分的二无论的。所以,这两个原则的关键在于所谓客观性。它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历史是人参与其间的——…     

论历史感与历史学

历史感是比美感更加深刻和内在的人类的本能感受,是将个体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现实的本体总过程直接无碍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深刻感受。本文认为,单凭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方法只能研究历史,而不能理解历史,历史学只有奠定在新历史感的基础上才能有活力,才能获得一种与时俱进的推动力。     

孟子历史观评析

<正> 学者多把孟子的历史观归纳为三个方面: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说他是英雄史观,因为他主张圣君贤相创造历史,这在《孟子》中是有据可查的。至于说到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这恐怕是在分析史料时产生的某些误解。诚然,孟子是说过历史是在一治一乱中前进的,但是,这只是他的治乱观,还不能说就是他的历史观,因为孟子并不认为     

也论历史客体

史学界在历史客体的研究方面存在着“本体说”、“史料说”等几种倾向,实际上,由于史料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作为历史主体认识、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分为二重：整体史家的认识客体“历史观感”和个（ 群） 体史家的认识对象“选择后的历史”。     

重构史料观

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既定的单纯的存在,它无法主动向历史学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史料只是在做着一种自我游戏或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史料并不涉及任何历史事实。正像语言并不对应于事物一样,史料也并不对应于历史。作为语言,史料的起源与构成,都仅仅意味着它只是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在进行着某种自由的游戏。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从“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朱熹对“四书”的解释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学的基础也是解释学."由于人的历史性,人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而理解、解释就是经验这两种"视域"的融合,通过"视域"的融合来扬弃两种"视域"的矛盾和差异.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境遇之中的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视域"的融合是对原有"视域"特殊性的扬弃,其结果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视域",而这种"视域"又会成为更大一轮的理解的出发点.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来证明体现伽达默尔大师的"视域融合"思想.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历史的结构与权力——与韩毓海《我们需要一种“光明史观”》一文商榷

韩毓海以"光明史观"对抗所谓"阴暗史观",这种简单而激进的钟摆式表态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及后者的时代意义;而断言历史错误是伟大人物推动历史的伟大错误尤为荒唐,其骨子里的"英雄史观"热衷于为历史创伤涂脂抹粉而缺乏反思批判精神。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历史话语与权力有着多样的纠葛。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回到历史场景:从宋人两个说法看哲学史与思想史之分野

宋人赵普的“道理最大”常被哲学史家注意。这一观念虽然可以被诠释为“理学”的起点 ,建立起宋代哲学史的系谱 ,但它也是宋代政治上的关键词 ,必须放在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场景中 ,才能得到思想史的理解。不仅“道理最大” ,包括宋代的“一道德 ,同风俗”也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哲学史 ,常常是对中国思想进行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系谱化”或“脉络化” ,忽略了思想的历史场景 ,其实 ,古代思想真正进入社会生活世界 ,必须有具体的历史背景 ,而且经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因此 ,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史场景 ;同时 ,在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画地为牢。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续)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古代西藏史研究&#183;总论》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文明史的生态学思考

生态环境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二者之间虽有异有同但毕竟是异大于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环境理论既有某种世界观的功能,又具有某种历史观的功能。用“历史性”消解“人类中心论”,也就是把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上,即是用“历史性”去规范人类的目的和行为。     

《英民史记》的译述及其在晚清中国的意义

《英民史记》是清末出版的英国史译著,由加拿大医师马林译自英国史学家约翰.理查.格林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并不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本,但却具有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并与当时的"新史学"潮流相结合,对中国的史学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传播及推动立宪都起到积极作用。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