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 ,同时也是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 ,他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 ,至今也无出其右者 ,其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 ,举世罕有。而这均因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使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 ,同时读读陈寅恪 ,也许会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 ,对强国之梦的实现 ,也会更自觉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陈寅恪《论韩愈》的心曲发皇

陈寅恪敏感于“五四”以来文化建设的诸多不如意,其《论韩愈》仿照僧徒诠释佛经模式,赋予该文本以石破天惊的文化新意。他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借助品读韩愈,既不坠宗风、坚守传统,又中体西用,充分关切现实,凸显述往知来的启示色彩。他充分肯定韩愈建立道统的文化要义,强调学术重建意识,个中蕴含浓厚的学术独立与对自由思想的执念。特立独行的自由思想是孕育心曲的根基,体用定位最能展示心曲的功能指向,文体改进则是心曲发皇的主要策略,它们构成一个自成起讫的文人心态谱系。陈寅恪借古喻今,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上的韩愈,希冀现实社会出现匡时济世韩愈式的大师巨子。     

陈寅恪敦煌学论著目录初编

陈寅恪敦煌学论著目录初编张弘伊波编编辑说明这是继《王国维敦煌学论著目录》后又一份同类性质的材料。陈寅恪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建树，敦煌学是其中之一。在这一领域，他继承了前一代敦煌学者考证敦煌文物资料的成就，又凭借自已深厚的根底和卓越的识见，把敦煌学研究...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品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二是执着的求学态度和不懈的创新精神;三是高度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品格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捂——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

1932年夏清华国文入学试题“对对子”,引起很大争议。对陈寅恪来说,出题是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促成的,但这一偶然却使一个学术人格突然介入到公共生活中,成为决定许多考生升学命运的人。认真分析这个风波,可以发现,所以会引起争议的深层原因,是陈寅恪所坚守的学术伦理与社会大众认同的社会伦理之间发生了冲突所致。从“对对子”所遭到的批评中,可看出陈寅恪所信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理念在当时的尴尬地位,以及与社会潮流的距离。     

晚年陈寅恪与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像陈寅恪这样被国民党积极争取却又留在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加强统战工作,其不仅在组织上争取,而且通过个人游说,希望陈寅恪能够北上任职。但陈寅恪一方面鉴于岭大的优待,另一方面鉴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之不甚信任,故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只是消极回应。1953年底,中国科学院派专人南下劝说陈寅恪北上。陈寅恪虽有所心动,但鉴于其南下岭表,是想成为文化托命之人,以转移一代世风,再加上郭沫若的挑衅,最终他拒绝北上。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加紧对陈寅恪的统战。对此,陈寅恪在表面上虽有所回应,然内心里却与中国共产党逐渐疏离。尤其,在1958年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退出教坛之后,陈寅恪的“遗民”情结趋重,以致在“文革”期间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公开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虽然如此,这并不表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只不过他想做文化托命人,故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政策表示不满。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

我自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毕生坚持学术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简要介绍他论及的考据方法,以及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根据个人学习体会整理而成,一管之见不足以窥全豹,误解更属难免,尤望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专家指正。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造山运动"中 --简论郭沫若的学术与他的时代

郭沫若的学术活动与20世纪政治运作关系比较密切,这是非常特异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造成固然有郭沫若自身的主观原因,那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对于一定政治运作的积极投入,甚至不排除对政治需要的主动迎合.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世纪不断出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郭沫若特殊的地位和学识,以及他的政治敏感因素,决定了他往往总是处于这种文化造山运动的中心位置,这样既使得他作为一座世纪性的学术峰峦被凸起,也使得他的非学术的负面品德被格外凸显.     

论王国维、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王国维、陈寅恪在本世纪以降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站在主张思想自由且不无保守态度的学术立场上，对外来文化持一种登堂入室后的警觉，对传统文化怀有一种带敬意的谨慎，注重从传统中发掘转型资源，这种文化价值选择及其理论建树，值得今天的文化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     

“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析

清季民国之时,学界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较为充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清学史论述成为主流,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却很少被关注,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就是一个典型。《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述,不仅有突出的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罗振玉固有的文化、思想理念以及对民国学风、世风的不满,回应现实的意味浓厚。相较于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相关著述,《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坚守中国学问体系,以固有学术立场解析清代学术,西学成为排斥对象,与罗振玉的早年作为和交汇中西的其他专业著述颇为相异,这是他出于自身的文化、学术立场之考量而有意为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