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述史情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著

文学史编撰的个性化首先表现在述史情节的创新与结撰.封孝伦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突破了传统官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情节的束缚,提出了首个个人化述史情节,其有着强烈的文学史情节结撰的自觉意识,并予以实践操作,扬弃了知识话语而采用个人化的叙述视角与语言风格,与洪子诚、於可训、陈思和等人一起开创了个人化写史的新局面.     

重写文学史:一段问题史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段问题史。本文主要考察了“重写文学史”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认为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     

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反思

为了回答"文学史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对文学史本体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文学史哲学是文学史理论的基础理论,即对文学史进行哲学反思,深入探讨文学史述史的历史观念、逻辑线索以及合法性等根本问题。历史包括"客观的真实"与"呈现的真实"两种情形,文学史述史把握的历史仅仅是"呈现的真实"。这种"呈现"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历史记忆的书写的结果。从事文学史进行研究和写作,会面临"如何实现文学史述史的真实性"以及"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如何记录文学史"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指向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问题,即文学史书写的学理依据何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撼动了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标榜的现代历史编纂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作为学科史的文学史同样需要重新探讨历史编纂的知识学依据以及历史书写的准则与方法。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

20世纪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史观念 ,但大多强调了“文学”而忽视了“史”的意义。探讨“文学史”的构成 ,可以从 2 0世纪“社会史”学科的“整体史”观念得到启发 ,构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它以雅俗互动为关键性突破口 ,以整合为基本方法 ,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 ,由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和双向共生的交互运动共同构成文学史的动力机制     

提升述史肌质:文学史编撰的创新之路——以杨逵的文学史形象为中心

在当今文学史编撰遇到提升瓶颈之时,文学史观、价值体系、框架结构、述史线索、文学史诸事实的筛选标准等问题尚难一下子得以改变,此时,应当考虑文学史述史“肌质”的提升问题.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杨逵及其作品的叙述,已经形成稳定的模式.如何丰富文学史叙事中的“杨逵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史编撰的个案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编撰中的述史质量和叙事水平问题.提升文学史的述史“肌质”应当是当前文学史编撰的一条创新之路.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认知视野下的成语再认识——从经典理论到原型理论

成语的性质认定及其划界问题上之所以存在分歧,正是基于传统语言学经典范畴观的立场的必然结果。而语言的事实告诉我们,成语其实是一个原型范畴。原型范畴理论下的成语认识和分析更符合语言实际且更富有操作性。     

论洪子诚的“个人史”与当代文学史写作

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同其“个人史”处在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中,当代史的潮起潮落在给洪子诚留下了纷繁深彻的个体经验的同时,也映现并作用于其文学史研究脉络之中。50年代末与70年代末两次“集体写作”和90年代的“个人撰史”,呈现出当代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的变动轨迹,同时也濡染了洪子诚对于“当代史”的复杂情感。洪子诚试图通过阅读和写作去重建与构筑一种个人历史的“整体性”与“连贯性”,但“加速”的历史与被破坏的现场在客观上造成“复盘”断裂节点的困难与掣肘,同时这也恰恰成为洞悉“洪子诚”的“暗室”与突破口,也是“直面历史”并对“我身在历史何处”的严肃思考。     

秩序的叙事新解——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秩序(order)是构成文本世界维度和文化语义场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因其具有直立的结构性隐喻特点而蕴含了地质学般的深刻寓意.不过,秩序在不同的叙事文类中所承担的功能和蕴含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学者们对叙事文本中秩序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并不一致.本文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别阐释秩序和秩序项下的时空、连接、嵌入与忽略三个层面及其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对秩序的新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叙事意义.     

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卢卡契文学史思想综论

卢卡契在他的关于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提出,文学的起源、存在和发展由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过程所决定.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继承的当是优秀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人道主义思想等具体的历史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高度艺术形式的具体性.衡量文学史上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系列属于精神史范畴的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史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史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钟摆论”与文学的“因革递嬗之迹”——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种批判性进化观

"钟摆论"是在对线性进化论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从晚清到五四若干人文主义者的文学史叙述中。晚清之时,章太炎在对新世纪派的批驳之中,提出了"俱分进化"的观点,而王国维则首次将钟摆论移用于文学史叙述,提出了优美、壮美两种风格交替呈现的文学发展形态;五四时期,周作人与胡先骕同时对胡适线性进化文学史观提出质疑,而吴宓与胡怀琛则通过文学史叙事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发展中的钟摆规律。钟摆论被运用于文学史叙述,是对当时流行的矢量进化观的修正与补充。两种进化话语的对峙与对话,客观上丰富了现代文学史观的内涵,构成了新文学发展历史观的复调。     

借助"经典"显"原型"——从意象看《女神》的抒情世界

《女神》中涉猎了很多“经典”的意象,这些意象的特点、寓意都与诗人的情愫紧密联系。意象表现了诗人深深的渺小感和对“大”的渴望,以及诗人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重建来实现其抱负的思想,从而展示了诗人的“君子”人格追求,彰显了《女神》中的基本“原型”为“怀才不遇”的情思和积极“入仕”的愿望。     

世界文学家孔子:德国文学史系统的孔子塑造

孔子在德国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史系统中担任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既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这就证明,外来符号在西方知识系统内的功能、属性决定于系统运作的结构性需要。孔子作为中国精神的代码,在精神哲学的世界文学框架内,自然可以从宗教、道德哲学家转换为世界文学家,代表一种和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浑然不分的"自然文学"。这一格局不仅影响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国文学认知,也长期左右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随着文学逐渐摆脱精神范畴而成为以作品、文本为导向的自治系统,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文学家地位也日益动摇,《春秋》作者问题的困扰就是一个明显征象。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以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考察中心

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内涵,人类对于经典的建构与评判在历史的发展中完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异。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抑或学术范式的转型,都可能导致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重塑。文学史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通过文学史家对于关汉卿散曲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书写,我们可以窥见文化观念形态的嬗变对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大影响。     

“女性述史”:都市文化时空的影音呈现——以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为例

摄影机的发明,为人们叙述与书写历史提供了一种比笔更为便捷的工具。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以摄影机为工具,以历史的影音呈现与还原为主要内容,重述了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影片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感受与灵性内视,为我们展现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台湾当下社会女性述史的普遍现象与必然发展,也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由历史的被书写者转变为历史的书写者的角色身份蜕变过程。     

“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李清照《一剪梅》接受史

<一剪梅>作为"新妇相思"之经典,引发了绵延千年的接受史,后人或赏其风格用语,或论其在词史中的地位价值,或沿用其句式语意以借易安之语倾一己之悲愁,到90年代又成为一首流行歌曲<月满西楼>的歌词来源被赋新曲,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光彩.<一剪梅>的接受史大致可分为:旨意的阐释史、风格的鉴赏史、"经典"的影响史.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横向挖掘这一经典文本的丰富意蕴,另一方面纵向展示这首"新妇相思"词的经典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