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柔然与南朝关系探略

本文通过对柔然与南朝长达近120年的政权关系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揭示了两大王朝交往在南北朝民族关系史上的特点、意义,同时也说明缺乏一定经济基础的民族政权关系的脆弱性。     

论南唐国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

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政权之间形成了以中原和江淮为核心的两大对立集团,互相对抗、牵制并出现多次征伐战争。南唐(杨吴)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历经与后梁、后周和北宋3个主要的阶段。了解战争阶段形势及其战争特点的发展变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南唐的历史地位,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大势。     

北魏六镇与柔然关系探析

六镇是北魏统治者在统一中原的征战中为解决后顾之忧而采取的军事防卫措施。六镇设立之初,军事地位尤为突出。但是,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及其与柔然之间的战和更替,六镇的职能和地位不断地发生变化,其职能由单纯的军事扩展到兼具民事行政功能。五世纪后期,柔然衰落,北魏迁都,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六镇的军事政治地位下降,六镇随之衰落。     

略论乌桓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乌桓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它先后存在了大约四百多年.在这四百余年中,乌桓的发展、兴盛和灭亡都与中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对乌桓重在安抚,其中包括设置护乌桓校尉和册封乌桓首领,乌桓也以和亲的方式与袁绍结成过军事同盟;此外,为了削弱乌桓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中原王朝也曾极力分化瓦解乌桓与其他民族的联盟关系.在经济上,乌桓与中原通过互市互通有无,这对乌桓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军事装备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军事上,未内附的乌桓部众与中原处于敌对状态,战争不断,内附的乌桓与中原虽以"和平"为主,但时有反叛事件,于是出现了乌桓与中原和战交替、和战共存的局面.正是基于乌桓与中原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密切与深入,汉族不断外移,乌桓三次大规模内迁,最终使乌桓与中原民族错居杂处,不断融合,乌桓也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闾伯昇墓志所见的北魏柔然

安阳地区出土的间伯异墓志,以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物透露出北朝晚期拓跋王朝与柔然民族结缘通好、相互孽乳的历史动态。墓志涉及了拓跋朝廷接与柔然贵族时高官厚禄、互通姻好的政治策略。     

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

本文对五代时期南汉割据政权同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南汉立足于岭南“五管”，发展对外交往，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中原五代王朝势力的强弱，制约着南汉的到外政策以 汉与五代的关系；南汉与周边割据政权保持睦邻关系，进行政治往来和经济交往。     

论柔然与北朝诸政权的“和亲”外交——以柔然、吐谷浑公主墓志为中心

政治联姻的动机是为政权之间结成联盟。东、西魏竞相结好柔然,而柔然因畏惧新兴的突厥亦迫不及待地与东、西魏和亲结盟,这些都是对诸政权之间和亲本质的最好诠释。西魏与突厥的结好,又是在应对势力强劲的柔然,邻和公主出嫁的时间与她去世的时间节点都与柔然和突厥的关系相关。柔然政权的最终灭亡,应是北齐与突厥联合绞杀的结果。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包含有柔然与东、西魏的联姻内容,也有柔然与吐谷浑的联姻记载,还有吐谷浑与原西秦王室成员的联姻信息,是解读北朝诸政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绝好材料。     

尼鲁温蒙古与柔然

《蒙古秘史》和《史集》中关于蒙古族源的传说与《魏书》中关于柔然族源的相关记叙有很大的相关性,从历史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柔然(蠕蠕)木骨闾与尼鲁温蒙古勒之间可能存在有一定联系或历史的传承关系。渡腾汲思迁徙而来的成吉思汗22代祖先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有可能就是被青突厥人所灭的柔然残余贵族后裔。     

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与他们的风险认知、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的。对中原地区农村居民风险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结构由3个因子构成,即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可控性和风险的忧虑性,这3个因子共解释了风险认知方差总变量的53.572%;(2)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不显著;(3)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在他们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4)农村居民的应对方式在其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减弱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消极的应对方式能增强风险认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苗族服饰与中原服饰的关系问题——对苗族服饰来源“中原说”的辩驳

现今的苗族服饰种类繁多，其来源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原说”认为现今的苗族服饰是中原服饰影响的结果，但“中原说”缺乏可靠的立论依据和必要的论证基础，存在诸多问题。苗族服饰不是源于中原服饰，而是自源发展的结果。     

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

隋朝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的。在中央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对河北的治理成为隋朝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北部因靠近游牧势力而成为御边重地,南部作为中原核心腹地而受到重视。隋朝在派官治理该地的同时,利用地方大族势力进行协助,这成为控制该地区的有效手段。     

北洋时期中原地区红十字组织的社会救助

北洋时期,中原各地红十字组织积极参与各类社会灾难救助,力尽人道天职。灾荒之际,多措并举,施赈渡人,解人危难,谋划社会元气恢复;平常之日,施茶舍衣、捐棺助葬、修道利人、戒烟断瘾、推广消防、勇于任事,致力地方社会建设。在这一时期,虽限于时代环境和自身能力,中原各地红十字组织开展的救助活动有所不足,但它毕竟发扬了红十字组织力行人道的热忱,接续了民间社会积德行善的本土脉络,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红十字组织的业务范围,进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发展中一支不应忽视的人道力量。     

曹魏教育、选才与政权关系研究

曹魏教育与选才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曹魏教育为选才提供基础,即培养贵族子弟与政治人才;另一方面曹魏的人才选拔制度与教育本质有矛盾之处,导致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制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曹魏的教育。虽然当时的选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家固有教育系统的依赖,有利于各个层次、各个专业的人才的入仕,但是缺乏系统延续的教育的人才天然的存在着知识与人格上的短板,从而导致材有才无德的结果,这对社会整体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最终危及政权。     

论马国强与中原画风的学术关系

自2007年马国强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与河南省美协主席以来,中原画风的面貌日益清晰。通过分析优秀个案在文艺群体中的作为与价值,彰示了首倡者与领跑者的角色内涵。此外,马国强率先总结的"传统、生活、创新、中正"八字要旨,业已被公推为中原画风这个概念的内涵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