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分析了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对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养老意愿以自助型及半自助型为主,家庭型次之,社会型最低,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家庭型模式;多项Logistic模型的结果显示,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居民养老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越好,居民家庭型养老的意愿显著性越低,社会型养老的意愿相对地较高,并且,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对城镇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北大核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

生育意愿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恚愚生育性别三个雏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拆迁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吗?——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拆迁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现象,给城镇拆迁居民家庭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在拆迁力度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拆迁致富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但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拆迁居民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一拆而穷并由此引起激烈社会矛盾等现象,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拆迁行为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应该首先从研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其实际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理。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检验了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拆迁使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了7.4～13.1个百分点。在深入探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机理后发现拆迁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工资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而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产生间接且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后发现,拆迁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负向作用,但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却没有影响。     

家庭老年照料经济价值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老龄健康与民生保障研究基地在全国四个省市组织的“家庭老年照料经济价值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意愿调查方法(CVM)评估家庭老年照料的经济价值,并检验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对家庭老年照料经济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家庭老年照料,受访者支付意愿(WTP)的平均金额为每小时31.73元,接受政府补贴意愿(WTA)的平均金额为每小时41.98元。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仅对支付意愿的金额产生显著影响,并不影响接受补贴的意愿。此外,相较于对照组,年龄较大、患有慢性病、无配偶、初中学历、不住自己房子的受访者不愿意为家庭老年照料付费也不愿意接受补贴的概率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政府出台家庭老年照料的支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

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以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开展为节点,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三个维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西部地区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年龄、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家庭男孩数、家庭女孩数、家庭承包土地数及是否了解新农保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显著;性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并无显著影响。与已有对东部地区农民旧农保参与意愿的研究结论相比。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意愿有其自身的特征。政府部门应针对当地农民的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积极探索并总结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实现预期的全覆盖目标。     

生育转变的民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汉族和蒙古族的比较

本文采用在2013~2014年寒假期间对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兴安盟等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一般回归方法和有序Logit Model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年龄、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蒙语书写能力、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自己文化程度、住房面积、照顾老人的数量等因素对蒙古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起到影响作用,影响作用显著;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汉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影响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和本民族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     

从承德地区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国妇女生育率便进入低水平状态,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近些年来研究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形成低生育水平的因素及其机制的研究,同时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和考虑我们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何时进行调整,调整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而不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笔者近年来对承德和邯郸农村地区居民的生育行为和意愿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使我们深入了解到实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地区居民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转变和现状.     

挤入抑或替代：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影响研究

回答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还是替代效应是建立和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文章基于新三支柱橄榄型可持续发展养老制度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研究结果表明：（1）仅有一个子女和需要赡养老人数量较多的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更强;（2）希望提高养老保险缴费个人比例并不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但父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3）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年龄、收入、户口等异质性。整体来说,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会激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而社会养老由于替代了家庭养老部分功能同样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效应。因此应在提高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完善的同时,注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与个人养老等养老模式之间的协调。     

健康冲击、基本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

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探究健康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对未来合理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四期CHARLS数据将健康冲击、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别考察了健康冲击、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影响的健康异质性。结果表明:健康冲击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明显城乡差异,对农村地区影响更大。新农合会明显激励农村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发生比率提高为未参合时的3.59倍,但会降低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减少了21.21天;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增加了13.92天,且对劳动时间供给更多的个体,其激励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其中新农合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影响更大,但对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职工医疗保险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对男性劳动时间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变差的群体影响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提前退休模式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镇人口提前退休模式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是:(1)提前退休模式与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距离法定退休年龄更近时退休,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特征,法定退休年龄对女性退休模式与行为的影响更大;(2)随着中国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逐步增强,人们劳动参与意愿和可能性都会显著提升,提前退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不断提高的受教育程度也会使女性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减小;(3)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男性提前退休有显著影响,对女性则不显著。与养老保险制度相比,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对男性提前退休的影响更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会增加提前退休的可能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更有可能增强男性的工作意愿,降低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农民工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根据2008年5月对深圳市农民工失业保险现状与需求实态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支出水平、再就业的难易程度、在城市工作的年限、长远打算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拓展就业途径等政策建议。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健康公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西部地区两个县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调查数据,用“集中指数”和“不相似指数”测量西部农村居民健康的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类型对农村居民健康公平影响最大,其次是教育、职业和收入水平。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最主要的差异集中表现为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公共资源的获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差分及因户籍地引起的内外之别共同作用于个体社会保障的可获得性,三个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梯级差别,乡-城流动人口处于农村人和外来人的双重弱势;而且,经济越发达,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越低;而在经济欠发达之地,他们与本地市民的差距较小,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些发现表明,各级政府改善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地区现行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约维系着不同身份人群之间在公共资源可及性和可得性方面的不公。     

居住空间、邻里交往与社会距离--基于CSS2011的城镇居民与农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CSS2011调查数据,探讨了当前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家庭经济地位与个人文化地位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居住空间条件越好,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远;与邻居互惠性交往程度越高,与农民的社会距离越近。研究认为,在城镇现实的体制和制度环境下,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缩减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社会距离,提升他们对农民的心理接纳程度：一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遏制并缩小目前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住房不平等程度;二是创造理想的社会交往环境,促进城镇居民与包括邻居在内的社区其他居民和进城农民之间的互惠性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