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

魏源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之际,针对吏治腐败、财政困难等时弊,提出:"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整顿吏治,培养人才"的改革主张,特别是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放思想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近代倡导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新风尚。尊重实际、因地制宜的科学态度及"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等外交政策的构思,对今天的改革,不泛借鉴意义。     

夷齐之“廉”探源

夷齐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廉"是夷齐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先秦典籍中关于夷齐"廉"的有关论述主要在《孟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中,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伯夷之廉既指其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也指其谦让不取的高风亮节和笃道守节的自律精神。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林则徐华夷思想浅析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交往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他的华夷思想在其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概括来说,林则徐的华夷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天朝上国"思想、"柔夷"思想、"夷分良莠"思想和"师夷以制夷"思想.林则徐的华夷思想相较于传统华夷观念已经有了变化,但他对西方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使他的华夷思想既具有开放性,又具有保守性.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唐代文学中西北边疆的“塞”及其夷夏之辨

地理是中国古代区分夷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自先秦以来人们习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来认识夷夏。唐代依然延续了先秦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为核心来区分夷夏,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地理疆界也成了唐人感知夷夏文化重要的标准。在唐代的诗歌中,一些重要的"塞"成了时人感知夷夏文化的典型意象。西北边疆的一些地理文化之"塞"也常常成了文学书写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唐代文学家对西北之"塞"的地理文化感知,欲探讨唐人观念世界中的"塞"以及夷夏之辨。     

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

晚清的"夷夏之辨"被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有其历史原因。在戊戌变法前后,"夷夏之辨"的内涵在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发生分化,守旧派以"防夷变夏"为目标,守护的是名教和皇权,革命派则以民族革命为导向。1900年后,种族论和民族主义先后主导思想舆论,"夷夏之辨"因缺乏革命学理而被舍弃。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华"取代"夷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符号,尽管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华"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经过1905-1907年间的民族主义争论,"中华"内涵渐趋一致,成为不同派别共同的话语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构建"中国"的主体表达。     

理智与情感的交响:论魏源新世界意识的形成——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中心的考察

经世派的改革思路在清代中叶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必须跳出传统"内圣外王"的圈子,把目光转向外部知识资源,才能重新焕发生机。西洋新知的大规模传入和经世思潮的交汇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魏源是一个经历传统文化教化的经世派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切的情感,但他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潮流中积极拓展知识领域,通过对自我文化的检视,冲破了若干误区,重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衔接的宇宙观、夷夏观,直至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观,从学理上打通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理路,其对全民的思想动员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情感上的纠葛终究不能完全摆脱,他的新宇宙观、夷夏观、实践观仍然带有对传统中国的感情色彩。     

"师夷制夷"与辛亥革命

近代以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在"师夷"方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内容更加丰富,仿照欧美模式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辛亥革命在"制夷"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时地暴露出来.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了解世界的起步和走向世界的实践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划时代的新思想,从而使清朝闭关政策在政治上宣告破产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开始崩溃。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在阶级本质与思想主张方面,都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在外敌侵略面前曾为挽救清朝而作出努力,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作出过应有的贡献。     

少皋氏和皋陶、伯益的名称与地望

东夷是中国古代分布于东方广大地区的部落人群,由于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图腾崇拜的不同,大致分成人方、虎方和鸟方(因鸟夷人数众多,又分成许多方,这里统称为鸟方),亦即人夷、虎夷和鸟夷。其中尤以鸟夷最为重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

嘉道经世思潮对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嘉道经世思想家提出的社会改革思想及其方案,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否定,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其次,嘉道经世思想家的"开眼看世界",在客观上是对"华夏中心"观和"华尊夷卑"观的否定,有利于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和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再次,嘉道经世思想家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既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对人们的桎梏,开启了晚清学习西方的新潮流;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轻视科技的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在晚清中国人眼里,英国不再是夷模鬼样的异国形象,相反成了"乌托邦"理想国。文章通过比较早期驻英使臣郭嵩焘和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及其对英国和本国关系的摆放,论述了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郭嵩焘笔下的英国成了一个处处胜过本国的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而薛福成则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以此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了关于本国的神话。     

唐后期政治博弈对族群认同的影响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与地方势力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博弈,对唐帝国的族群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肃宗以降,朝廷围绕文化而设计的博弈战略冲击了唐前期"夷夏一家"的族群认同理念,进一步造成"夷夏之防"意识的强化,并促使族群认同产生质变。"会昌灭佛"实际上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它标志着唐代夷夏一家族群理念的结束。唐后期政治博弈对帝国族群认同的影响既深且远,由此产生的夷夏之防意识也不时困扰中国士人,直到近百年来才逐渐缓解。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唐后期朝廷和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

经安史之乱打击,唐后期国力转衰,朝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理由之前的"爱之如一"转为较严格的不信任;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有排斥,也有认同,这种认同是随着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是"夷夏之辨"的明晰化。将这一明晰化的过程放在具体情境和大的视域下,去观察实际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唐后期夷夏观的变化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颇有帮助。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翻译与历史语境——"夷"字的语义沿革与英译问题

近年来由于郭实腊把"夷"字译为英语的barbarian而引发的争论呈一边倒的局面.论者普遍认为,郭实腊此译是故意"做手脚",刺激英国人的情绪.而实际情况应是,"夷"字意义的历史沿革和清朝的历史语境来看,清朝官员所用的"夷"字表达了对西方人的藐视和憎恨,因而译为英语的barbarian并没有错.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