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在战后的日本社会,知识分子不仅不与政权接近,甚至除少数人外,大都站在批判政权的立场,以此证明知识分子的存在。所以在执政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是碍事的、是令人烦恼的。只要回想一下吉田茂首相把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骂为“曲学阿世之徒”,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与昔日相反,今天,知识分子按各自的学科,并从政策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议,予以协助,这种现象已很普遍。有些知识分子直接成为首相的智囊。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社会变化的一个剖面。政治家倾听学者的意见,这本身是好事。这些变化是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和日本社会的多元发展的自然趋势。政府方面在拟定和     

何以自处: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部分知识分子避乱南下,但也有人选择了艰苦备尝的留守.在民族大义与自身生存的双重压力下,这一留守群体在出处去就上的犹豫和徘徊、个人情感上的愤懑与自谴、交际方式上的谨慎与敏感、生存著述上的困窘与抵抗,皆呈现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场景.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战后,这一群体甘于沉默的心态和不被理解的苦痛使他们对这段经历多避而不谈.     

《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介绍

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的一部新作《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王希亮研究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积累撰写的这部关于日本政界战争观的专著,从丰富的资料人手,详尽分析了日本的战后政治走向以及政治右倾化的轨迹,揭示了影响日本政界战争观和历史观的诸多因素;同时针对不同时期日本对内对外国家战略和决策的变迁,解剖了日本军国史观和皇国史观对战后政治的影响;另外,还涉及东亚的冷战格局、日本的战略地位、美国对日本的操纵和控制等。通过全方位的分析和…     

抗战胜利后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历程、动因及其教训

1945年中关抗日同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饱受外强欺辱的中华民族 而言,是一百年屈辱史的总决算,是中国收复台湾统一全国的时刻。而在罗斯福为战后世界 安排设计的蓝图中,美国延续了战时中关同盟的基本格局,并以此构成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 即“联华抗苏”、扶植中国、压制日本军国主义。但是,美国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 1949年前后,出于反共反苏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其东亚战略在朝鲜战争后出现了根本性逆 转,即由从前的“扶中抑日”转变为“扶日制中”。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对东亚格局特别是台 湾问题产生了严重影响。     

中国学术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述评

学界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其行政改革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研究者通过政治学、行政学、史学等视角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的梳理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转变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转变原因初探刘焕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从开始接触不多，发展到较为密切，最后走向破裂的曲折道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美国采取中立政策，既不愿得罪日本，又不想失去在中国的利益，对华的态度不够...     

战后日本电子工业创新之路探究

战后日本电子工业在短短十余年间便从技术劣势的地位赶超了美国,主宰了世界电子工业市场,其赶超式创新道路值得我国借鉴.本文通过对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日美间新的政治关系以及日本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企业情况的翔实分析和探讨,揭示了战后日本快速成为主要的民用电子消费品生产国的原因,从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战后日本电子工业的创新道路.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综述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作出了全方位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也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有一些研究.对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今后学术界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还应进一步深化研究.     

高技术发展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战后,技术一直对日美关系产生着影响。50年代以来,由于日美之间逐步形成的同盟关系,使日本得以从战后最强大、最先进的科技发源地美国不断获取某些新的军用科技成果,并转用于民用领域。     

历史理性与文化姿态的尴尬——对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后现代观照

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一个命题,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言说是其话语实践的重要部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时段:其一,1840年至1915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围绕现代化的原点定位展开;其二,1915年至1976年,则以激进的革命话语为主;其三,1976年至今,历史语境的复杂化使知识分子言说充满困惑。贯穿三个阶段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精神,但是由于其现代性言说疏离了中国历史和现实,所以他们的文化姿态难免尴尬。     

论傅斯年的日本观

傅斯年为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日本观大体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群体的共同认识.其对日本的观点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以师日为主；第二个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以反日为主.     

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1937至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所执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本文仅就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1937──1941年美国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对日姑息和赞助中国抗日的两面政策。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日姑息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由于利害冲突,美日关系不断…     

中国人要说“不！”

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日子里，军国主义的亡灵却在日本列岛徘徊。战后以来，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势力始终没有对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认错。近年来，日本朝野为军国主义翻案的活动还愈演愈烈。对于这种倒行逆施，中国人民要坚决地说“不！”     

奠定“战后史”研究的基础——从政治学立场提出问题

一、现代日本国家政策形成过程分析中各种模式的对立及其整理"战后政治总清算"是现任首相提出的中心口号.它表明:近几年无疑处在战后政治史的历史转折期.自70年代末以来,在日本政治学界,就现代日本国家政策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假说模式,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四种主要模式(1)"官僚统治模式":其代表人物是战后日本行政学的权威辻清明.这一假说认为.尽管战后日本进行了改革,但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存在而造成的间     

Relation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the Guomindang and the CPC: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复杂的互动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都严重地冲击着东亚的国际形势,并对塑造战后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举步维艰的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战前和战后的日本政治中,掌控政治主导权的是日本官僚和官阀.明治时期确立的日本政治权力构造实际上是以官阀为主轴的财阀、军阀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体制.正是在这种制度下,日本发动了对外侵略,最终以战败告终.战后,美国出于冷战战略的需要,使得战前日本的官僚和官僚独裁体制在战后得以继承,这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常大.战后自民党长期执掌日本政权,而自民党政治就是官僚垄断政治,日本外交则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随着民主党入主内阁的时机不断成熟,小泽一郎和鸠山由纪夫试图带领民主党脱离自明治政府以来就一直持续的官僚独裁政治,并力图转变一直以来追随美国的政策,实现日美对等.最终由鸠山由纪夫实现了政权交替.鸠山内阁面临了很多困难,国际上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国内除了自民党的反扑之外,党内也出现了分歧.菅直人接替内阁首相后,重用政经塾议员,而政经塾议员必然从属于某个财阀、官阀,所以有人说菅内阁不过是政经塾的一个傀儡政权.从菅内阁组阁以来,民主党内阁非但没有改善内外交困的局面,支持率还不断下降,可以说日本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两国的美国传教士作用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美国赴华与赴日传教士团体的比较研究,认为赴华美国传教士及其子弟在中国和美国本土两线都积极而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从而密切了当时的中美关系并推动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相对于此,赴日美国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是微妙和复杂的.同时,本文还通过对传教士历史功能分析模式的再探讨,揭示了传教士在特殊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外交"、"宣传"角色背后的深层蕴含.     

英国与《澳新美同盟条约》的形成(1945-1951)

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为寻求美国的保护,在不同时间、地点多次向美国表示,希望构建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但美国对澳的建议不感兴趣,英国对此也没有太大反应。战后英国承认英联邦国家可以在本地区内承担防御责任,由于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直接控制太平洋地区,所以认可了澳大利亚的建议,但并没有在行动上帮助澳大利亚。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考虑澳的建议并提出"岛屿链"方案,即太平洋公约草案(不包括英国)。英国对这个不包括自己的条约表示强烈反对。由于英国的反对,美国放弃了自己设想的太平洋条约,转向了缔结美、澳、新三方协议。面对这一状况,英国内阁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三方条约,但坚决反对美国试图让菲律宾加入条约。美国采纳了英国的意见,放弃让菲律宾加入条约。1951年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了《澳新美同盟条约》。     

田中角荣内阁与中日复交

翻开战后中日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49──1972年中日复交,其间经历了23年的悠悠岁月,而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到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仅84天。这不能不说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由于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湾的外交政策,致使中日间迟迟不能复交。田中内阁之所以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则是7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日美矛盾加剧,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佐藤(荣作)前内阁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的形势下作…     

文化批判中的焦虑与自省——西方学术界"知识分子理论"品读

盛行于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消亡论”,揭示和抨击了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角色转换和价值迷失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康德、朱利安.本达和萨义德等思想家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理论,认为在永恒的矛盾面前,无论悲观抑或乐观,知识分子对普遍价值的尊崇本身体现了对现实局限性的“抑制”。而这种“抑制”,正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重要、最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