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在决定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以及考察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后的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启动和强化都需要品格证据的支持,使得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引入品格证据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将品格证据引入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的理论依据、域外环境、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宽严相济政策诠释

宽严相济不仅是指导刑事司法的政策,也应当是指导整个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政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讲究"宽",主要是指惩罚的量应当更轻;处理未成年人犯罪要追求"严",是指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严密防范,而非严厉打击。为此,警察应当介入未成年人前期越轨行为:建立未成年人社区文化活动等落实宽严相济的"严"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还需改革收容教养制度,大力发展工读学校教育,并将收容教育制度重塑为工读学校的强制入学教育制度等落实宽严相济的"宽"所需要的配套机制。同时,在处理过程中,要注重恢复性司法的运用。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境在于:第一,思想上未能正确认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没有重视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的价值;第二,缺乏制度保障,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专门机构缺失,缺乏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挽救、改造特点和需要的刑罚手段;第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方面综合治理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设立刑事司法专门机构,改革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方法,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轻刑化的指导思想。     

恢复性司法理念解读

恢复性司法是以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相对应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模式,同时恢复性司法也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在恢复性司法的框架内,主要存在着刑事和解和行刑社会化两种刑事司法方案。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剖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发现恢复性司法的效益价值,可以为实现犯罪控制效益的最大化,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参考。     

现代宽容与我国刑事司法变革

现代宽容呈现出强烈的制度化、法律化、普适化倾向.现代司法表明.现代宽容在刑事司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出宽容的独立性价值.我国刑事司法对宽容的制度、政策回应可着力体现为:从报应型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确立有利于被告原则;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如何从司法制度层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议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事司法制度。     

恢复性司法:从惩罚走向和解——处理犯罪问题的新视角

恢复性司法在对惩罚性司法的检讨与反思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型的处理犯罪问题的模式,它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美,在至今30多年时间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由于它以新的视角来审视犯罪和刑事司法,因此就使其在基本理念、具体操作、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不同于惩罚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对以惩罚刑为中心的传统刑罚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树立赔偿和预防的观念,关注被害人的需要,注重和解,注重加害人的回归,促进社区建设,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刑事司法模式。尽管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精神和新的法律文化,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已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这对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有一定的可行性因素,也有一些障碍性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当前不适宜大规模引入恢复性司法的具体操作模式,但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寻找契合点,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并能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际问题的模式,在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在现有刑事法律的框架内增加恢复性司法的因素,逐步探索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的概念探析

对刑事和解概念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认识不同,对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实践的定位不同,刑事和解的字面含义与惯常理解的差别.定义刑事和解应当顺应国际社会恢复性司法运动的潮流,符合我国国情,遵循刑事和解约定俗成的含义.应对刑事和解的概念予以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刑事和解概念应等同于恢复性司法.狭义的刑事和解应当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界定.     

美国少年司法分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缺乏独立、完整的少年司法体系,现有少年法庭主要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难以应对日益多发的校园暴力等少年不良行为及违法行为倾向问题。美国少年司法分流制度将犯罪行为轻微的少年排除出司法程序,将罪行严重者交由成年人刑事法院处理,从而减少了司法成本,在督促少年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维护了社会治安。借鉴美国经验,我国要整合有关少年司法的法律,完善相关程序设计;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保护和帮助更多未成年人;建立多元化矫正机构,采取多元化矫正模式,实现未成年人保护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双重目标。     

异化与冲突：司法权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行反思

在“国家亲权”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影响下，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特别刑事程序和构建少年司法制度已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共识。同样，我国也在立法和制度层面架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法律规范。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面临异化风险，少年司法领域要求司法权积极、主动地介入与司法权本身属性有所悖离；在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呈现多元化趋势的背景下，单一化的刑事政策易带来对制度效果的冲击，且在被害人保障层面易陷入失衡的困境。因而，应当调整和修正目前片面强调保护主义的简单思路，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注入精细化因素，并重申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特别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以积极回应当下少年司法的内在要求。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台湾修复式司法理论与实务

为在刑事程序当中抚平被害人的创伤,经学界、实务界多方讨论,台湾终于于2009年7月核定「法务部推动修复式正义-建构对话机制、修复犯罪伤害计划」,并2010年9月1日起于台湾本岛当中数个检察署进行试行方案至今。本文拟就目前台湾实务所实施之修复式司法实务进行聚焦,并以实际实务文献进行铺陈,主针对修复式司法于目前台湾实际运作状况进行探讨     

英国刑事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新发展——以《2003年刑事审判法》为基点

自《2003年刑事审判法》颁布以来,英国刑事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发生巨大变革。新法将相似事实证据归于不良品格证据项下,并废除了普通法上的相似事实证据规则,改而以类型化的一般相关性为可采性标准,并辅以详尽的采纳程序。这虽然改变了普通法严格的可采性标准,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大大简化和统一了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适用,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论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主体

中国刑事法的修正事实上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时代。从目前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犯罪圈的扩张、刑罚的轻重走向,甚至涉及基本的刑罚制度。刑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更具有正当性,否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本质上也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法治建设包括刑事法治建设应当从点滴的尊重宪法、敬畏宪法的小事开始。     

女性劳动者就业歧视的法律应对研究

文章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为视角,论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同时指出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间仍存在的差距。重点介绍了辩护制度和强制措施制度的改进。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马克思与罗尔斯:既有研究与未来展望

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兴起和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及其受到的挑战为主导线索,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比较就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拟就国内既有研究做一粗略总结并由此展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市民社会背景下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及其选择

刑民冲突是刑法与民法在同时调整相同的法律关系时,在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现象,它一般表现为两类形态,对于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冲突,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以及司法观念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不容易解决。由于市民社会社会契约、人权保障、自由的理念决定刑法应该从偏重社会保护转向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且在市民社会中,刑法发动的滞后性以及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惩罚性赔偿也具备惩罚与预防的功能,因此,在解决刑民冲突时应遵循"民事优先"的一般原则。在处理刑民冲突的具体案件时,还应当考虑被害人的意愿、社会公众的情感、社会形势等因素。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