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西南皮筏

顾颉刚先生《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条说,到了甘肃、青海得见皮筏。皮筏是用牛羊皮做成了袋子,连结起来成为筏,它是一件渡水的利器。筏最小的用五只羊的皮,四头四个袋子,中间一袋,拿细木条联系起来,其中大的要连结几个筏或数十个筏成为一个大筏。载重量达几千以至几万斤。凡西北货物沿着黄河运到包头,再上东去的火车的,全靠皮     

鄂伦春族四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

据分析,“水上的交通工具要比陆地的交通工具更早出现,因为人们在陆地不用专门设备即可步行搬运小件重物,而在水面如不借助运输工具就无法运行.”①因此,在研究交通工具时,首先应研究水上交通工具.据过去的调查,鄂伦春族水上交通工具只有桦树皮船.笔者近年在鄂伦春族地区作民族学调查时发现,鄂伦春族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桦树皮船外,还有更为古老的木排、独木舟和兽皮筏.这几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我国的古文献中都有记载,但记载简单,对其形状、制作     

甘肃毛纺织业史略

甘肃毛纺织业,源远流长,自古衣被斯工,在甘肃人民的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仍为一蓬勃兴旺的工业门类,所以也是西北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颇能引人兴味的领域。本文仅就建国前甘肃毛纺织业状况钩沉董理,粗述其要,是图贡献于今日有志推进甘肃毛纺织业现代化的人们。一稽古溯源,论者多称甘肃毛纺织业起自秦汉。“拈毛成线,织褐为衣”之说(皋兰县志),概括了古时纺与织的两个方面,唯惜语焉不详。新唐志记:“凉州贡毯”;“灵州贡吉莫、靴鞟、叠毛”,(甘肃通志);《重修靖远县志》载:“古会州,唐时贡驼毛、褐”。说明唐时甘肃毛纺织已引起宫廷     

“熊经”质疑

<正> 新编《词海》注“熊经鸱顾”为:“犹熊经鸟伸。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可以养生延寿。《后汉书·华佗传》‘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李贤注:‘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这里关于“熊经”的解释,不言而喻是赞同李贤的注。此说还见于新《辞源》、《中文大字典》、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医古文》教材等书。然此说正确与否,有待商榷。“熊之攀枝自悬”,显而易见其两手当成上举貌。根据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第28“熊经”图的摹本,其姿式为:一男子两腿直立,两手明显向前下方凌空环抱,如同熊之直立貌。经有关专家鉴定此为“西汉早期的导引图”,是目前离华佗时代最接近最可靠的     

试论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西夏立国如果从1038年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到1227年末主南平王晛力屈投降蒙古为止,首尾190年;如果上溯到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建立了“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①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则立国347年(公元881——1227年)。如所周知,辽立国210年,金120年,宋320年。两相比较,则西夏比辽、金和宋都长。在西北边陲立国如此长久,往往为后世学者所惊叹。如为吴广成《西夏书事》作序的赵逢源云:“河西李氏自思恭授钺于中和,仁福析珪于乾化,传至元昊,跋扈鸱张,僭称尊号,凡十世而降于蒙古,自古偏隅窃据,享国传世,罔有若是之历年多者。”②     

“南面百城”解

修订本《辞源》一册427页“南面百城”条释义云:“南面指地位的崇高,百城指土地的广大,旧时用来比喻统治者的尊荣富有。《魏书·李谧传》:“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按:此注宽泛,且意有未明.“南面”一词,只可施于天子、王侯公卿、六部大巨,而州官县吏不与焉。“古者坐北朝南为尊位。君侯公卿大臣见僚属,则南面而居,晋谒者即北面而拜之.因以‘南面’借代君侯公卿大臣地位之崇高。皆为上层统治者”。“百”,此处非确数,谓其多也.“百城”意为“土地广     

略评“选言句”和“排中律”──学术的“花果”和“土壤”

1、选言句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11月，出版了《形式逻辑》的第一版，由复旦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组”编写，是根据他们在1963年集体编写的一本同名书修改而成。（见该书“编者的话”。）《形》书初版印数30万本。当时香港许多大小书局均有出售，不久已不复多见，大概给读者一扫而空了。相信该书在香港及大陆都拥有非常多的读者。我们对《形》书论及“选言判断”那一段（见53－55页）持有下列知点意见。现在下面摘引出来略作评析，与该教研组商榷。（因为直至今天，我们仍然不时看到一些类似的论调。）《形》书：1、误以假言句为选言句；2…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岳钟琪生于永登考

岳钟琪是清代历仕康、雍、乾三朝,在平定西藏,青海及大小金川战役中卓有战功,“威望著海内”的大将。他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各种史籍说法不一,《清史稿》说他是“四川成都人”,张维《甘肃人物志》说是“兰州人也,藉籍临洮卫”,旧版《辞源》更说是甘肃临洮人,据考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据有关史料记载:岳钟琪是宋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先世为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宋廷南迁后岳氏移居毘陵(今江苏常州市),十七世岳仲武“赠荣禄大夫,于明万历间宦游甘肃,遂家兰州”。岳钟琪的祖父岳镇邦“移居河西,其地逼近番夷,数见侵掠,乃散财募士,为桑梓卫”,活动地点在靠近“番夷”的庄浪卫(永登县在明代的称谓)一带。康熙十四年被“靖逆侯张勇荐拔抚标中军,以克临洮,全巩昌,夺回东门行营,升洮岷副将”。驻到临洮以后又担任过左都督浙江绍兴协副将、山西大同镇总兵官。岳钟琪之父岳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永泰营在今景泰县正路乡境内,残迹犹存,明代归庄浪卫管辖。康熙十四年岳升龙“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     

宋以前甘肃地方历史政治地理概略

甘肃地方历史悠久,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甘肃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献出了聪明才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学点甘肃地方历史,对于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加强各民族团结,搞好甘肃两个文明建设,是需要的。甘肃省名的由来,古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而得名。甘州始名于北魏拓跋珪即代王位之登国元年,东晋孝武帝司马(目翟)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肃州始名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公元601年)。北宋仁宋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功,封赵元昊为夏王,始置“甘肃军”。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清圣祖玄晔康熙     

徐淑及其《答夫诗》

一、生平及思想东汉女诗人徐淑,生卒不详。今言其籍贯,多据《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三首之序文“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的说法,称徐淑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人。其实,《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九《人物志》列女四条下对徐淑的介绍:“汉秦嘉妻徐氏,字淑,平襄人。”义据同书卷四《舆地志》:沿革表:巩昌府:通渭县下注明:“平襄县,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汉属汉阳郡;三国、晋均为平襄县;南北朝省;隋、唐均为陇西县地;五代无置;宋熙宁初筑通渭堡,元丰中升为县,属巩州,崇宁五年废;元、     

“严陵钓台集”的兴盛与文献价值

从北宋元祐年间开始,明、清各代都有收集严子陵钓台题咏的总集出现.对这些总集的版本进行梳理并探究“严陵钓台集”兴盛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较显著的因素:一是严子陵钓台题咏之多;二是有一批热心于编辑地方文献的地方官员;三是严州具有良好的刻书条件和刻书传统.“严陵钓台集”是中国地方性总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严陵集》为代表的宋代“严陵钓台集”更是较早的地方性总集的代表,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对当下地域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史记》关于范蠡的一条材料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佐越王勾践报吴辱之后,去之湖上的事说: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对这条材料,细加思绎,觉得有两个问题应予考虑。一、“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和“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都提到时与人,它们的关系怎样?《史记》旧注“不责于人”释为“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不甚明确。这所择而不负的人竟究是谁?有人说是共事的伙伴,有人说是交易的对象,不管是哪个都是有责于人。所以这样的解释,难得妥贴。二、依文意看,“故善     

成多禄生卒年及事略订补——兼与刘志同志商榷

吉林近代著名文人成多禄,一生专攻诗歌、书法,成就斐然。儒学大家王树枏赞道:“澹堪专力于诗,尤工书,得晋人笔法,名动一时”。《吉林乡土志》论为:“不独为地方之宿儒名笔,亦我国之书法家也”。《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发表刘志同志《澹盦居士成多禄     

宋代通判对财经的监督作用

(一) 宋初置通判,其本意原是为了监督那些刚归顺中央的伪官。史书说:“太祖乾德四年十月,诏应荆湖、西蜀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得施行。时以伪官初录用,虑未悉事,故有是命焉。”但由于通判的地位特殊,权力很大,其被朝廷信任的程度超过地方知州,所以宋初通判常凌驾于知州之上,“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宋)太祖闻而患     

两汉金城郡治允吾故址究竟在何处?

汉代金城郡,置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西汉时辖境相当于今兰州市(不包括今皋兰县地和榆中县东北部)、青海省海东地区和甘肃临夏自治州北部。其郡治两汉时在允吾、非金城(西固),更不在今天的兰州城区。因为《后汉书·地理志》在谈到编写体例时说:“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两汉史书均把允吾列为金城郡第一县。《水经·河水注》中更是明言:“允吾……金城郡治也。”可见两汉时金城郡治在允吾(读yan ia 沿牙)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在于允吾故城的确切地址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阮籍性格”及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

一、阮籍的性格阮籍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的行为往往出人意外。史书上关于阮籍的记载是:“籍容貌瓖杰,志气宏放,傲然独特,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杲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见《晋书》)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节”。(《世说新语》)“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见王隐《晋书》》)     

张美如和他的诗

提起张美如,人们多知道他是清代甘肃的一位书画家,其实他不仅擅长书画,而且工诗,并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教育工作。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一有张美如的小传:“张美如,字尊五,号玉溪,甘肃武威人。嘉庆戊辰进士,官御史。工山水,澹远似云林,苍厚似大痴。兴之所至,挥翰伸纸,顷刻立就。然不肯多作,故流传绝少。”蒋宝龄对张美如的山水画,评价是高的,认为在元代大画家倪瓒、黄公望之间。只是“官御史”是说错了。孙濌公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张美如条,就是根据《墨林今话》写的,但他却把“嘉庆戊辰进士”的“戊辰”,误为“戊午”,这是需要更正的。商承祚、黄华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说张美如是“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进士”,就是沿用孙氏的书而弄错了。     

吴可读及其尸谏

清末,甘肃兰州曾出过一位名人,他就是吴可读。 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其先世祖籍为浙江丽水县人。终年68岁。据史籍记载,说他从小十分聪明:“……性颖悟,书一过目即成诵,为诗文下笔千言立就”。初由举人任官伏羌县(今甘肃甘谷县)训导,     

甘肃最早的共青团组织——青年社

青年社是甘肃最早的共青刚组织。它是怎样建立的?负责人是谁?进行过那些革命活动?现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作一些简单介绍。青年社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最早的地方组织——甘肃特别支部积极活动的结果,也是甘肃特别支部和当时在甘肃的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产物。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军阀政府临时执政段其瑞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继陆洪涛统治甘肃。冯玉祥令其所部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行督办职务,于同年十月进驻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