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误读

清末民初,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大量科学小说译入中国,随后本土作家开始积极从事科学小说的创作。但是,自科学小说译入中国起,译者和作者对科学小说的误读却屡见不鲜。无论是译者还是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科学小说科普读物的功能。     

论京味小说

京味小说实际是北京市井味小说,其京味在于以独特的京味语言描绘出北京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京味小说萌生于清末民初的北京报人白话小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老舍从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和文化性格诸方面对北京四合院文化进行了深刻揭示,标志着京味小说的真正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代的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继承发展了老舍的四合院文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第三代的王朔等以大院文化视角描写北京市井生活,开辟了京味小说的新生面。     

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类型理论

清末民初的小说类型理论与实践,从题材类型到多角度探讨,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它既反映了对中国传统的承传,也反映了中国小说类型理论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努力。     

鸳鸯蝴蝶派的编辑策略与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

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家群体及其创作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存在遮蔽,以致影响了其价值论定,鸳蝴派报刊的编辑策略则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一方面,鸳蝴派报刊编辑通过影像推介、名家评论等策略对女性小说家进行"包装",打造她们的媒介形象;另一方面,尽管女性小说在整体上可以看作鸳蝴派编辑理念的话语实践,但个别文本已呈现出对鸳蝴派男性叙事的"越轨",正是在对以本土资源为给养的鸳蝴派的模仿与超越中将女性小说涌向了现代门槛,提供了文学现代转型中"五四"范式之外的路径。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从梁启超小说翻译实践的识解管窥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得失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掀起了我国小说翻译的高潮,然而,对其翻译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借助识解理论,以认知详略度、认知视角及认知凸显三方面为切入点,以梁启超小说翻译实践为个案,探析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得失,以求对该时期小说翻译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之原因

在1896至1916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侦探小说的翻译形成了一股热潮。当时具有改革意识的文人把改良小说进而改良群治的希望,寄托在借助翻译小说进而创作新小说上。在大量引进域外小说的时代潮流中,侦探小说的翻译之所以一枝独秀,不仅是因为侦探小说本身的魅力,还有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包含的特定因素。借助多元文化理论这一译介学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一番分析。     

进退于中西之间——清末民初翻译小说“误译”现象初探

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中,不忠实于原著的"误译"现象十分普遍。排除一般字面意义的谬误,仍存在相当一部分对原著的删改和增添。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译者语文能力和翻译水平的限制。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便会发现,这些"误译",实际上都是将"西方""中国化"的尝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对于"中国"主体性的坚守。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试论老舍“京味小说”的艺术风格

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北京市民生活,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市民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作者从老舍的生活经历、思想形成以及他的“京味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和作品所蕴涵的俗文化的审视等方面,来探讨老舍“京味小说”的艺术风格。     

论民国初年兵变之特点

兵变就是以军人为主体的团体在内外因素激发下超越法律和军规而采取的严重集体越轨行为,具有特殊性、暴力性和越轨性三大本质属性。民国初年的兵变现象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时间特征、空间范围、行为类型、目标取向、形成原因、社会后果六个方面。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

民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共和民主政体的社会形势,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人才的要求,教育界有识之士对清末新教育制度加以批判,同时,也对民初的教育状况或设计方案日渐不满,认为这是西洋工业化社会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在工业不甚发达、科学不太昌明且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并不适应。典型的是新教育体制与社会产业结构相脱离,书本教育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学生生计出路及生产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于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进而又提出实用主义教育,二者构成了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基本内容,并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以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是民国初年民主宪政实验的首要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制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作为原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研究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马相伯参与了民初宪法的研究与讨论。他从历史、国情与学理出发,阐述了宪法制定的立场和主张:在国家结构上,主张采行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赞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给予地方自治权力;在政体方面,主张实行总统制,加大行政权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此外,他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些观点与主张虽然并不完全从属于原立宪派,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派对于宪法问题之立场与意见。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想与主张最终不自觉地为袁世凯进行专制集权统治所利用。马相伯的这一段政治经历为深入考察民初制宪之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个案,从中反映出制宪之争对于民初政治之影响。     

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

孙中山从民初巩固党基与民主共和等方面阐述了党德重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修明党德”需要党员“明白党义” ,“遵守党德”、“服从命令”与“国家” ,立志“做大事” ,努力“替众人来服务”、“为中华民国求幸福”。而政党严格纪律 ,党员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辨别是非能力是达此目的的必要途径。这一党德重构成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核心 ,决定其道德思想高于近代大众道德的精英化倾向 ,是中国近代政党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今仍值得珍视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

民国初年无锡地方当局屡次奉令禁烟,但鸦片烟毒不仅没有禁绝,反而越来越猖獗。禁烟失败的原因,主要与无锡地方当局禁烟的态度、目的,以及禁烟的方法存在问题有关,同时与部分官员循私枉法也有一定关系。禁烟的失败,对无锡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鸦片烟毒更加泛滥,吏治更加腐败,并且败坏了社会风气。民国初年无锡禁烟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一项重大社会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对其进行周密的论证和策划,出台之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其实施,以确保其成功而不会走向其反面,是十分必要的。     

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

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孔子和经学的地位逐步动摇。民国建立,道变统改,孔经随着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而被剥夺了政治伦理的斑驳外衣。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过渡时代,袁世凯利用人们依恋孔子和经学的文化心理,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从而激起了由反孔狂飙而卷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得与疏离:李大钊与汤化龙交往论略

李大钊曾接受汤化龙的进步党经费资助赴日留学,并出任汤化龙主办的《晨钟》等报刊的编辑或撰稿人,初期与汤化龙过从甚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随着李大钊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二人终因政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但君子和而不同,政治关系的终结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私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