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与“元和中兴”

本文认为唐宪宗统治期间的“元和中兴”主要在平息藩镇、重振朝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唐宪宗的虚怀若谷、明睿抉择，源于宰相李绛的忠谏极言。大政方略。没有李绛，“元和中兴”将大打折扣。     

略论唐宪宗平定藩镇的历史与个人作用

本文从平定藩镇的历史条件与个人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的原因,认为讨伐藩镇的成功,是宪宗充分利用中唐以来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发挥个人杰出的组织领导指挥才能,充分依靠群臣及广大将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杜牧与“元和体诗”

杜牧在文学主张上与元稹、白居易十分相近,但是他对元白又极为不满,刘“元和体诗”深恶而痛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值得研究。 白居易当文宗大和九年时,为避郑注、李训之祸赴洛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碰巧的是杜牧于是年秋也为免祸,由长安监察御史移疚分司东都,两人同在一城,却不见有任何交游之迹,虽然他们同时都与牛僧孺有很深的交情。就在这一年,杜牧与李戡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即成至友。李戡曾对杜牧说起对元白诗的看法,有云:     

略论南宋中兴词的“词史”特质

南宋中兴词人以词纪事,以词为陶写之具,使词真正具有了以词存史的“词史”特质。这一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感事而发的文本结构模式来实现的。在这一模式下,跨时空、多角度的表情叙事方式,不仅使词作摇曳多姿,而且深化了词作的审美内涵。中兴词人也多能从抒情的美学趣味出发,在词中直接叙事、议论,其中题序功能的增强是词作叙事功能增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元和体”概说

“元和体”概说曾广开“元和体”是对元和时期诗坛上流行的某些创作倾向的概括。由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什么是“元和体”，历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为了对“元和体”做出比较准确的界定，笔者将对元和时期诗人的自述和时人的评述进行综合，最后提出自己的界说...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中兴”说的缘起与东汉士大夫的“中兴”理想

"中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术语。然而,"中兴"一词,却是一个出现甚晚的语汇。大约在西汉的宣、成时期,"中兴"一词才始见于记载。而"中兴"说的盛行,则出现在王莽篡汉至光武立国这一时期,"光武中兴"更成为东汉开国的典型叙述模式。至东汉和帝、安帝以后,"中兴"的内涵较以往更为丰满,"中兴"成为士大夫迫切渴望政治改革与王朝善政的政治理想,时人的奏议中,也常引"中兴"以批评时政、规范帝王。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略论唐初诗歌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作家辈出,群芳竞秀。缤纷多彩的唐诗把古典诗歌艺术推到了难以为继的高峰。历代论诗者习惯将唐代诗歌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长期以来,人们推崇盛唐和中唐诗,对初唐尤其是唐初诗歌颇有微词,影响直至现在:     

略论唐后期士大夫与南方文化

唐安史兵兴以后,北方政局动乱,藩镇林立,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南方却相对稳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唐后期的封建士大夫到南方作官的也很多:他们一方面充当了唐朝廷的爪牙,加强了对南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当地陈陋风俗的改革,也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和促进了当     

试论“光武中兴”

刘秀自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于春陵发愤起兵,“昆阳之战,威震天下”。不到三年,在鄗(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不久,定都洛阳,重建汉室;十余年间,夷灭群雄,“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明帝纪》中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刘秀中兴汉业,功绩卓著,历代受到赞誉,史称“光武中兴”。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明代王夫之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刘秀所以能够取得中兴伟业,并非偶然,值得探讨。他“拨乱反正,以宁天下”,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务悦民心”,改革弊政。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倒行逆施,违背民意,以致怨声载道,哀鸿遍野,不仅弄得“农商失业,食货惧废”,山河破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刘秀“长于民间”深知“稼穑艰难,百姓病害”,利用民心思汉,“廷揽英雄,务悦民意,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为了取悦民心,首光是平狱赦罪。刘秀针对王莽大兴冤狱,“狱多冤结”,政令酷繁,人人自危,早在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持节经略河北时,就“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使“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建元同时,大赦天下。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又大赦天下,并下诏明确指出:“顷狱多冤人,     

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

一、前言在唐代财政史上,宪宗元和初期的度支盐铁转运使李巽是继刘晏之后出现的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作为刘晏理财思想和原则的继承人,曾经在元和政治统一的要求之下,对当时破坏严重的盐法漕运进行了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革。这些改革,提高了盐铁收入,扩大了漕运成果,不仅从经济上削弱打击了藩镇,支持和推动了宪宗朝的“中     

略论骈文之“气”——从“六朝”到“初唐四杰”

骈文之“气”即是指骈文创造者借助对偶、声律、辞藻等要素,在骈文中所展现的充实内容所寄予的那份足以打动人、感染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所生发的那股贯穿始终的生动气韵,这也是骈文的生命与灵魂所在。六朝骈文多有一种内在的阴柔之气,然其中梁、陈时期有些骈文渐失于柔靡,其风延至初唐,而“初唐四杰”骈文则气象高华阔大、词采宏博瑰丽、气势充沛刚健,升腾着一股阳刚之气。     

略论元和年间唐宪宗对吏治的整顿

本文对唐宪宗元和年间整顿吏治的政策、措施与经验教训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指出了唐宪宗在选用官员、精简机构和惩治贪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略论初唐的儒学

从儒学发展的角度,运用综合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初唐儒学的特点,认为唐初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儒学的推行具有全方位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与后来宋代儒学的比较来看,唐代儒学还具有不够精微、对思想控制尚不够严密的特点。因此,研究唐代儒学,既要看到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又要看到儒学发展的时代性特点。     

“度田”斗争与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了解决流民和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极力推行“大田”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官吏廉洁勤政风尚的形成。     

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不但发挥了开悟宪宗定策削藩的创始作用，而且在军事运筹和政治革新诸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杜黄裳是一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削藩名相。     

梁海元和他的“五保”们

溪口(修水县)人没有忘记6年前那桩趣闻:50岁的梁海元辞去北岸村支书职务,到溪口敬老院当院长。入院的"五保"中有许多是残障人士,当时有人预言:苦于照料这些老人,不过半年梁海元就会畏难而去的。然而,梁海元至今没有离开"五保"们,而且时间越长与"五保"们越贴近,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越多,对他们的照料越周到。当初,有些"五保"担心出门受冷落,仅27人入院。梁海元知道,要让"五保"乐意入院,就得安排好他们     

略论唐兴玲其人其诗

诗人唐兴玲英年早逝,是湖南诗坛的重大损失。她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女诗人,对诗歌怀着真诚的热爱,既潜心写作,也热心组织和参加诗歌活动。在她的创作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最能代表她创作特色的一部分。在她后期的爱情诗中,似乎游移着某种孤寂的情绪,然而也更见内在的热度,诗人的视野扩展到她的自我形象之外,对人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她的创作在湖南诗人中,可以说代表一个高度,在当代女性诗人中,她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