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唐代女性教育的主要内容有道德礼法、经史、诗歌、女红,这些教育内容对她们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道德礼法教育使女性的诗作频繁出现"三从""节义""移天"等道德礼法内容;经史教育使女性在诗歌创作中大量化用经史语典,或借用经史语典言事抒情,或化用经史语典巧妙措意;唐代女性诗歌教育在内容上主要是学习男性诗人诗作,在方法上主要为诵习抄写,这样的教育特点使她们的诗歌多有借鉴和模仿男性诗人诗作的特征。同时,唐代女诗人又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为唐诗创作提供了新的关照事物的角度,使诗歌表现出独特的女性书写特质;女红教育使唐代女性诗歌中出现了较多诗歌与女红物事并现的女红化呈现方式。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论鲁迅对唐代“诗家三李”的接受

鲁迅一生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断求索,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为自己所用,自成大家。鲁迅与唐代虽然相隔千余年,但与唐代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唐代"诗家三李"尤其是李贺、李商隐对鲁迅产生巨大影响。从鲁迅旧体诗创作来看,直接改用、套用、摹写"三李"诗歌,化腐朽为神奇;从鲁迅的杂文写作来看,大量征引"三李"诗歌和故事作为话题,意趣横生;从鲁迅小说、散文创作来看,染上了浓烈的"三李"诗歌的主题和意象,相互交融。     

论唐代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意识，这与唐代的诗歌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唐诗歌的俗艳观念下歌传相偶，小说创作取材于诗歌，并运用诗歌作为小说表现的重要手段；唐代诗歌兴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观念影响着小说创作的诗化，使唐代小说印上诗歌鼎盛时代的烙印。     

唐代宗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圆相之美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圆美意识为唐代诗歌打下了明显的"圆美"烙印。唐代诗歌丰富多姿的圆相之美,是由于唐人敏感的诗心对外界的全面领悟,而此领悟心内又潜藏着丰厚的宗教质素。宗教思想丰富了唐代诗歌圆相之美的形态,加深了诗歌圆相之美的底蕴。     

宋诗配乐性丧失原因浅析

我国的诗歌在产生之初曾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出现于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让诗歌走上了脱离外在音乐,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经历了唐代的"声诗"阶段后,诗歌在宋代几乎完全丧失了入乐的功能,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本文试图从诗歌、音乐两个方面入手,探求诗歌在由唐到宋的转化过程中,其外在音乐性丧失的原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义及内涵探讨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诗《登乐游原》的最后两句历来争议颇多。对字面意义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人们对诗歌内涵的不同解读。在总结了学术界对这两句诗的几种主要观点后,从"只是"一词的意义着手,分析了全唐诗中所有的"只是",总结出了该词在唐代的九个义项。再结合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对诗歌内涵进行分析。     

从唐诗看唐代蜀道地区的植物景观与生态状况

唐代蜀道题材诗歌数量可观,这些诗歌中包含了丰富的蜀道地区的相关信息.唐代诗人在蜀道题材诗歌中描写了很多蜀道地区的植物和植被景观,系统分析梳理这些植物信息,可以窥探蜀地的生态状况.从唐诗来看,唐代时期蜀道地区森林蓊郁茂密,植物种类多样,可分为普通野生树木、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等三大类.相关诗文等历史文献说明唐代四川地区的生态状况极为优良.     

上官仪:统计数据与声律理论的悖论——与杜晓勤商榷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一书,依据最新研制成功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统计数据立论,有些观点受了错误数据的误导.最为突出的是论述上官仪时却抛开统计数据,多用推论臆断建立新说,论证上官仪对唐代新体诗声律学的贡献,认为后来的重要声律理论都祖述<笔札华梁>.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等文献认真仔细的研究,发现上官仪对唐代阐述新体诗声律理论的重要人物元兢并无明显的影响,两人的理论主张并不统一,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新说成立.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报恩知遇与唐代侠文化精神

魏晋六朝侠咏,时时散发出悲凉气息与自娱意味,初盛唐诗作在建功立业不计爵禄的自信中洋溢着乐观与豪迈。中唐后,人们对侠之恩遇观认识更为清醒,感觉到侠的报恩代价太大,呈现出向汉代市井游侠的追忆回归的趋向。对于侠少年英雄行为的评价,不必非要将其侠勇武功引向建功边塞才理直气壮。唐代,恩报之于复仇的意义,早已超出具体作品的个别性意义。唐人注意到了复仇所具有的恩义色彩,较为偏重发掘恩仇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韩偓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唐代京师地震及唐人地震观

唐代地震具有时段上的典型性,同时,京师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研究价值。为探讨唐代京师地震的特征,分析唐人在同地震接触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树立的地震观,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唐代290年间,京师地区共发生地震34年次,唐代京师地震具有明显的时段性,连续性地震偏多,且地震的破坏力较大;唐人的地震观主要表现为地震的天人感应观,这是主流观念,其固定的认知模式是系列的因果关系:君主“人政乖错”-阴阳五行失调-“天地见眚”上天示警-发生地震-君主修政“体励虔恭”-“变异自消,休征可致”;柳宗元对地震成因的解释表现为地震的自然成因观,但并不盛行。唐代京师地震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唐人可能已经不太认可天象与地震的关联,并重新构建了天象与地震的关系:与地震有密切关系的是某些具体星辰运动和亮度的变化,其他星象变化不能够引起地震;相较于汉代,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论柳诒徵的汉代史研究

柳诒徵研究汉代历史的内容包括汉代的历史地位、尚书制度、议政决策、孝廉方针、算赋制度、长者言风 ;其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的方法、史学批评的方法与历史主义的方法 ;其研究范式是立足现实、展示辉煌、明确责任。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判定及特征分析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变奏.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