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论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基础

加洛林王朝时期政教联盟的建立是以各自需要、互为利用为前提,同时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法兰克教会的封建化以及私有教会制的产生为这一联盟打下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大封建主阶级要以封建王权取代氏族血缘王权的政治需要是其政治原因。另一方面,与法兰克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拜占廷皇权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的威胁,需要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援助,从而建立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既是国家的细胞、王权巩固的基础,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则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

汉武时代,形势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皇权、开拓大一统帝国和维护社会秩序,儒学思想应运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学思想诠释与演绎下,封禅仪式程序不仅成为改德改制、大一统宗教礼仪和皇权至上与“奉天承运”的标志,而且也是宣告儒学正统化、制度化的典礼。     

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

农本社会、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影响了中国传统乡治方式的形成。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时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前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改造和后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新社会秩序的相融,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秦学颀皇权与外戚的关系是东汉政治史研究中的课题，它对于深入研究东汉王朝集权政治的内涵、演变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东汉前期的外戚都出自土族，东汉王室从士族地...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礼治与王权的客观化

儒家学者对宗法和君子概念的问题意识是一方面批判和牵制特定的国王变更和侵害王权的宗法纪律,使得王权具有公共性和客观化进而使王权得到安定;另一方面作为国王的教正者同时也作为礼治的实现主体,想确立儒家的政治作用和地位。这样的问题意识通过儒家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君权强化的回应表现出来,并且成为以后东亚历史中儒家学者抵抗王权专制的基础,对东亚政治的安定给予了积极作用。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衰落原因探析

民初政治调和思潮深具由妥协实现民主转型的政治智慧,其衰落不仅在于身处激进时代的"不合时宜",更在于民初的历史土壤不适宜妥协政治文化的生长。决定思潮衰落命运的是与生发妥协的英美截然相反的历史土壤,不仅有深厚的帝制大一统结构下专制强王权、一元论与人治等政治文化传统,而且有"国家强于社会"、农民阶级与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东方农民社会。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独尊法术的速亡——秦王朝政治文化选择的历史教训

从春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绝对皇权和民本主义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思想交锋,百家争呜是这种思想交锋的体现.孔子、孟子和吕不韦是民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在认可王权的前提下,力主限制之,维护初级的人权;韩非等法家主张把皇权绝对化,扼杀人权与平等意识.两大政治文化主张在秦统一后,因焚书坑儒,致使限制皇权的声音从此消声匿迹,文化生态受到空前破坏.这种极端的文化环境促使了秦王朝迅速灭亡,也从长久的历史上阻碍了人权、平等与民主观念的形成.     

元代佛教文化与国家整合———以王权合法性构建为中心

有元一代,统治者对佛教文化大加利用,其藉由皇室仪式仪仗、君王名号赋予、帝师之制创立等路径,形塑出元朝皇帝为佛教“转轮王”的君主面相;同时亦借助皇权推动,促进了蕴含着强烈护国色彩与王权思想的佛教文献的弘播,继而从世俗与宗教两大领域双向强化了其统治合法性与政治领域中的“国家”“君王”观念。这不仅为论证元朝之正统性提供了重要的宗教理论基础与思想意识支撑,且对元代思想文化整合、多民族融合乃至大一统国家建构等皆发挥了重要意义。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

<正>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这不仅是东晋王朝由此而亡,也标志着在江左运转百余年的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刘宋时期,皇权重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东晋后期数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在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当轴士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随着门阀士族支配地位的动摇以至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回归于皇权政治。所以,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