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事人平等的司法保护请求权的障碍及排除

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纠纷时，都平等地享有请求法院对他们的纠纷进行审理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但存在着妨碍当事人平等地行使此项权利的障碍。因此，国家从减免诉讼费用和实行法律援助制度来保障当事人能充分平等地行使这项权利，使他们更加接近司法裁判权。     

裁判文书公开视野下的权利冲突问题研究

裁判文书是法院审判活动的最终产品,是承载全部诉讼活动、实现定分止争的重要载体。建立生效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和统一查询制度,是深化司法公开的重要举措。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过程中,权利冲突问题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公众知情权与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权的冲突。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首先,要确立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其次,要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权利进行考量权衡i最后,要进一步完善裁判文书公开机制。     

论选举权利平等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     

新型人格权价值共识度的司法判断

人格权体系具有开放性，社会发展需求使得新型人格权不断生成，新型人格权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陷入司法确权与否的两难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新型人格权司法确认标准判断体系亟待建立，而其价值共识度是这一判断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从权利来源正当性、权利客体重要性、权利形态公示性、权利领域受侵害性和权利类型独立性五个层面构建其价值共识度的司法判断体系，以期能为相关纠纷司法实践提供可检验、有说服力的理论参照，从而夯实新型人格权司法论证的理论基础，强化相关纠纷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新型人格权确权范式可以归纳为权利嫁接型、权素扩张型、一般条款解释型和权利宣示型四种类型，不同确权范式产生不同价值共识度要求，其中权利宣示型确权范式对价值共识度要求最高，往往是对法官司法能力和智慧的重要考验。在具体司法判断时，既要根据每个层面价值共识度对新型人格权进行分析性评测，又要结合确权范式类型差异对其价值共识度进行整体性判断。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的局限性探析

权利话语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包括权利存在与否不确定以及权利与利益诉求之间的对应性不确定。为降低权利的不确定性,应在立法中尽量使用明确的词语,并通过法律解释细化权利的内容。权利冲突是权利话语在司法中局限性的第二个表现,区分权利位阶与利益衡量是解决此问题的两种主要方式。权利滥用是权利话语的又一种局限,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解决此问题。     

司法平等与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平等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关乎着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司法平等一直广受关注。而探求司法平等,就不能回避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在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我国,我们有必要寻求司法平等及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以深化对司法平等及司法公正的认识,同时,这也对目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弱势群体问题在司法领域的弱化和解决有着一定的意义。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论要——从实证、比较法的视野考察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诉讼构造,控辩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一审、二审中的法律规定同样体现控辩双方地位及相关权利的平等.然而在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环节,检察院在再审启动程序中的地位则打破了基本的控辩平衡.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以及刑事再审制度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二审终审形同虚设,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进而影响终审裁判的既判力.     

我国司法不公的根源及现状分析

司法公正在现当代社会具有非常重大社会效应，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作用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平息各类社会矛盾的一种关键因素。作为司法活动存在的前提，既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过程要坚持正当平等原则，也要求司法机关的裁判结果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基于此，本文针对我国司法不公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探究其根源，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     

“以庭审为中心”下辩方地位的提升及实现

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地位式微,辩方正常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对辩方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控辩平等对抗。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树立"审判中心主义"司法观念、完善卷宗制度等方面落实法官裁判独立形成机制,在侦查起诉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强化辩方制约地位,并赋予辩方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申请启动权以建立辩方对抗的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论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判决

虽然连带责任制度对权利人利益保护的独特优势应得到彰显，但法院在司法裁判时却不能无视实体与程序的差别而一味地满足权利人的诉求，甚至只应权利人的请求而做出裁判，否则会导致程序的虚无，使法院失去其独立性，沦为权利人的司法工具，也使未经裁判不得令其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失去法律的保护。理性的做法是，针对个性化的权利应注重个性化的司法裁判。在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判决中，应合理寻找权利人的权利保护与责任人的权益保障之间的平衡点。在诉讼形式上采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形式，各责任人均需参加诉讼的基础上，统一作出对各责任人或为胜诉或为败诉的判决，同时应对各责任人的责任份额作出明确划分。如此既能提高诉讼效率，避免多余之诉的发生，又能使所有诉讼参与人尽快退出诉讼，从而避免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     

小额诉讼程序中裁判文书的简化

简化裁判文书体例和说理是提升诉讼效率、适应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的基本要求。当前，通用的裁判文书格式固化、式样单一、内容繁杂冗长，已无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效司法的需要，难以与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匹配，束缚了小额诉讼程序改革。简化裁判文书、提高诉讼效率，需要从增强法官的专业能力出发，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在加强说理和法治宣传的同时，对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创新裁判文书的式样，拓展无裁判文书适用的案件范围，完善当事人司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渠道，做到程序规范、格式简化、说理透彻、处理得当，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小额诉讼程序改革，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价值。     

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成本补偿

为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作为为社会提供处理各类民事纠纷公共服务的司法裁判应该是免费的。但是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能满足实现司法救济权利保护普遍化的情况下,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可以补偿国家财政对司法裁判投入的不足,有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作为司法裁判的成本补偿,法院确定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应与具体案件所消耗的司法裁判成本密切联系。因此,建立一个依照不同的程序以及程序的不同展开阶段为标准确立收费金额的收费体系可以更直观地体现诉讼成本的投入变化,并能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基本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     

类案同判的证成逻辑与进路

司法裁判中的类案同判因其在维护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法的统一性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以类比推理的论证方法为主导、演绎推理为补充检验的论证思路，兼顾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这两个司法裁判中的构成性义务，以待决案例和先例中的基本事实和法律问题为基础，进行相似性判断，以尊重“法”的权威性为前提，针对个案进行“法”的价值判断，最终形成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和逻辑。目前学界对类案同判的证成标准尚存在诸多争议，需要通过健全大数据时代的裁判思维，完善类案检索等制度，全面推进智慧司法建设等有效途径来保障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民法中的独立人格与平等原则

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平等与自由,对独立法律人格的承认是平等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民事主体获得彼此平等地位并正常开展民事活动、合法取得财产的重要前提.民法独立人格及平等原则的内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罗马法到近代民法再到现代民法,人们对民法独立人格和平等价值的追求从未停止.良好的法律必须是全面肯定民事主体的独立法律人格并妥当贯彻平等价值之内涵的法律.在疑难民事案件裁判过程中,民法平等原则仍然可以起到司法准则的裁判功能.     

论老吏之道

老吏之道是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之道,它反映了古代司法裁判官员的裁判方法、裁判理念。长期以来,人们对老吏之道的认识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对之存在深刻成见：贪婪、奸猾和恶报,一方面又对之高度赞誉：经验丰富、办事干练、考量周全。老吏之道的实现维度明显受到行政主官、官僚体制和老吏个人的道德自律等因素的深刻制约。     

土地二重买卖的权利归属之争——兼评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如何确定土地二重买卖中权利的最终归属,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争议,为了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本身违反了债权平等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权,同时将当事人合理规避该司法解释的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而归于无效.通过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和法经济学角度的分析,确定土地二重买卖中权利的最终归属,应当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事人合理规避法律的行为.     

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正当性研究及制度构建——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其中很多变更都未经控辩双方辩论,而是审判机关根据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裁判,这样的裁判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本文主要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的各种情形,并对其正当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利为视角对我国的变更指控制度进行了构建,将变更指控分为不能变更、直接变更及协商变更三种情况,并逐一论述了各种情况的条件和程序.     

平等就业权简论

平等就业权渊源于我国宪法,是劳动权和平等权共同派生的一个权利,平等就业权综合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人权特征,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重要权利。由于对平等就业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中规定得都不够明确,对侵犯平等就业权的行为缺乏专门的机构来监管,所以平等就业权目前仅处于应然状态,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很好的维护。要切实保护平等就业权,必须尽快制定并颁布《促进就业法》,设立“平等就业权利保障委员会”,完善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途径。     

宪法司法化三议

反对宪法司法化的学者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可以通过宪政立法的方式将公民的宪法权利具体化,用这些具体法律去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因而从根本上看不需要宪法规范的直接司法适用;二是宪法规范只是行为规则,不是裁判规则,不具备可司法性。对这两点,我不表赞成。首先,公民的某些宪法权利不可能也不需要用宪政立法的方式具体化,因此宪政立法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替代宪法司法化的价值;其次,宪法中虽然有一些纲领性权利规范不具有可司法性,但多数宪法规范既是行为规则,又是裁判规则,具有可司法性。当然,就宪法司法化的具体操作而言,在受案机关上,出于对法治成本的考虑,可以利用现行普通法院系统,而不必另行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诉讼案件;在受案范围上,只宜受理具体行为违宪案件,而不应行使对立法的合宪性的审查权和对国家机关权力争议的审查权;在受案程序上,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行政处罚前置等程序,而不必单独设立一套宪法案件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宪法解释上,应依据经验法则限制在常识范围内,不应作扩大或者限制解释。     

环境权利司法救济困境及其可诉性问题的提出

环境损害是环境权利受到侵害的一种形态,环境侵权不能涵盖环境损害。通过私法和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实现环境权利损害的充分救济。环境权利司法救济缺乏权利基础。在宪法和法律未对环境权利及其可诉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权利主体缺乏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要求性。对环境权利的可诉性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观点。应从权利本身出发研究环境权利的可诉性,从权利人的立场重新思考环境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转变可诉性问题的思维模式,改变环境权利可诉性的研究视角,从环境权利可诉性的概念化争论转向环境权利如何裁判这一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