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蕃坊地理位置变化的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发展.中外的广泛交流使得大量外国人来华留住.“蕃坊”就是唐宋时期考虑到来华留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经商便利而设置的在华聚居区.蕃坊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但是唐宋之际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对待蕃坊地理位置的政策规定上经历了一个由不限制到限制的变化过程.     

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

唐宋时期居住于中国沿海城镇中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外国侨民聚居区称为“蕃坊” ,政府设“蕃坊司” ,任命坊长“自治其徒”。元代大批域外穆斯林进入中国 ,政府设“回回哈的司” ,由哈的大师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事务。但元代史书关于“回回哈的司”的记载很少。 1 983- 1 984年在元亦集乃路治所黑城遗址发现了一批元代文书 ,其中三份文书涉及“回回哈的司” ,可以证明该机构在元代几经行废 ,但在元后期各地已经恢复 ,哈的大师的职权照旧 ;哈的司多设于礼拜寺中 ,说明“回回哈的司”是唐宋“蕃坊”向明清“教坊”转化的过渡形式。     

明代管理澳门仿唐宋"蕃坊"制度辩

唐宋"蕃坊"制度与明王朝对澳门的管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对其首领的设置、机构的地位、司法权等进行精细地考辨,认为明朝政权在治澳问题上一直反对葡人的自治,而居澳葡人则一直在谋求自治,双方之间的斗争贯穿于明代.     

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西南蕃"在唐宋"四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蕃"是伴随着"蕃"作为各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史家将"西南蕃"定在巴蜀之南,主要以汉牂牁故地少数民族为主,尤以"西南五(七)姓蕃"为著,这与常璩、司马贞的思想一脉相承;"西南蕃传"的出现继承了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撰体例,其内容是对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部分继承。唐宋史家对"西南蕃"的认识是对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格局的反映,是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现实及人们方位观的反映,是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嬗变的结果。     

清真寺与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对清真寺功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而言 ,回族乃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之结果。清真寺在本土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传承与交融”的双重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功能贯穿于唐宋时期的“蕃坊”迄至今日的回族社区。传承即对回族先民所负载的伊斯兰文化的传扬与继续 ,交融则是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儒家文化进行充分而自觉的整合 ,从而使处身异质文化氛围里的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清真寺与云南回族社区的嬗变 ,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典型个案     

开放兴邦

一条时断时续的悠长开放轨迹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有两个熠熠生辉的大字:开放。早在21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开辟了西出长安的丝绸之路,主动地开展与亚欧非各国的交往。西汉,张骞两度出使西域;汉至隋唐,京都专设外国人居住区“蕃坊”;宋代,广州、扬州、泉州皆有沿历数百年的洋人坊巷;明     

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

广州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也是市舶管理制度的推行区。唐宋时代的市舶贸易,是蕃汉交往的经济形式,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贸易的特征,广州出现了一系列与市舶事务相关的新事物:新官制、新族群、新社区、新舶货、新行业和新礼仪。设市舶使,置市舶司,立市舶法,都是在"广府"先行先试的。市舶时代的广州模式,到洋舶时代难免发生变异。例如,"市舶司"与"粤海关","蕃坊"与"夷馆区","舶牙"与"十三行",都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随着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代替,"广州通海夷道"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蕃客淡出,洋商登场,古老的"互市"已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回族经济史的研究

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分布最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善于经商的民族。回族的商业活动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来东南沿海经商的穆斯林“蕃客”(“蕃商”)。宋朱或《萍洲可谈》、岳珂《桯史》、方言孺《南海百咏》、赵汝适《诸蕃志》、林之奇《泉州东坡葬蕃商记》,记载了他们的活动及他们死后卒葬中国,在广州、泉州形成的墓地的情况。《诸蕃志》卷上     

山村草药词联

山西襄垣县城东南的郭庄村,村口曾有一石牌坊,门柱上刻着一副楹联:父子牵牛耕熟地,将军兜马过常山。上联的"父"与"附"同音,全联包含着六味中草药名。据传在唐宋时期,此村家家种草药,     

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外国穆斯林商人

唐宋时期,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大都富有,他们在香料、珠宝行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中国史籍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很少,但零星的片段使我们对于他们的事迹稍有了解。广州曾有蒲希密、蒲亚里、辛押陁罗等著名外国穆斯林商人,他们对海外贸易贡献显著。从蒲希密的故事,可以了解到十世纪末年广州存在着蕃长,蕃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从辛押陁罗的故事,可以对伊斯兰教法的遗产分配和辛押陁罗和养子之间的"瓦拉"关系进行了诠释。     

从张九龄敕书看唐政府处理与两蕃关系的策略

唐玄宗时期,两蕃经常游离于唐与突厥之间,并根据双方实力的消长而叛服无常。当两蕃反叛唐朝时,唐政府调兵遣将,坚决给予军事打击,并确保对两蕃斗争的胜利。当两蕃脱离突厥来归时,唐政府亦能不计前嫌,继续贯彻怀柔政策,妥善安置两蕃首领和百姓。此外,唐政府还积极采取军事、外交手段,保护两蕃免于突厥的攻击。唐政府正是通过军事打击、政治怀柔以及外交手段等多管齐下的策略,尽力争取两蕃的归附。     

论唐朝对契丹的政策

契丹在唐朝时期可分为外蕃与內蕃两部分。在唐朝羁縻统治下的契丹八部称为外蕃契丹,被唐朝编入户籍独立于八部之外的契丹部落是为內蕃契丹。根据北方政局的变化,唐太宗对外蕃契丹建立羁縻州府加以安抚。唐高宗与武则天在此基础上,采取武力镇压与实行质子制度。唐玄宗在前任统治者的基础上与外蕃契丹进行和亲,同时在其内部任命衙官分割联盟长的权力。唐朝将內蕃契丹编入到国家户籍当中,承担租庸调等义务,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移民政策,与外蕃契丹保持分离。这样既能发挥外蕃契丹保疆扩土的职能,又能起到分化契丹族整体势力的作用,最终壮大唐朝的实力。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冥报记》所述相关史事关系到隋唐西京即大兴城和长安城的地理建置问题。作者唐临的家世渊源和他本人的生长环境与受学做官的履历,使其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书中所记诸如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大体可以视同信史,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面貌。隋大兴城建成之初,达官贵人在选择宅第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倾向,即更多的人是偏好居住在城区的西部,这与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居民更多偏好选择东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内部结构的一项重大改变,隋人应是承自先秦时期沿袭下来的“尊长在西”的观念。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这就是隋大兴城中的居民,实际上是经常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并利用街道两旁的生活服务设施,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颇为相似。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而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夏沿边蕃部生存环境研究

宋县沿边蕃部生存的河湟、陇右地区既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之处,又是宋夏两国缓冲地带,宋朝抚御蕃部,以固沿边藩篱,而西夏争夺蕃部,作为巩固边防,进攻宋朝的前沿阵地。这种过渡性的生存环境影响着蕃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

回族重商思想散论马建春在中华５６个民族中，回回人以擅长经商、乐于经商而昭示出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史籍中有“回回蕃商”、“识宝回回”、“买卖回回”的别称，更有“回回善营利”以及““旱码头，大市场，回回行商遍四方”的说法。唐宋以来，连接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     

破解千古“蕃书”之谜

蕃书史之有载.李白由于与渤海使臣、留学生的交往,掌握了蕃书的秘密.而李白所答的蕃书,既不是藏文,也不是回纥文,而是渤海国的原始图画文字,这一结果是笔者在发现与破译女真人原始森林图画文字的过程中得出的.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論唐代之蕃將与府兵

唐代武功自开国至玄宗为最盛时代。此时期之兵力可分为蕃將及府兵两类。其关于府兵者,寅恪已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述其概要,然止限于府兵創設及初期与后期不同诸点,其他未遑多及。至于蕃將,則世之讀史者,仅知蕃將与唐代武功有密切重要关系,而不知其前期之蕃將与后期之蕃將亦大有分別在也。今請先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之蕃將。玄宗后之蕃將問題,則本文姑不涉及。次論李唐开国之初至玄宗时代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口

广州港开发较早。唐代广州港,已发展成为第一大港口,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瓷器、香料等大宗商品贸易。随着中国造船术、航海技术的发展,广州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东南亚各国海上丝路商贸活动十分兴盛。市舶司的设置,建立了与海外更为广泛的联系,广州港口中外商船云集,彰显了唐代广州港商贸的繁荣程度。唐代后期,各国商人聚集广州,蕃坊成为外国商人的居住区。大食、波斯兵围攻广州城,黄巢协助政府平叛,这一事件间接表明广州已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折射的是广州港海路商贸的繁荣景象。     

唐宋词乐谱何以"失传"

唐宋词作传世约23000余首,用800余调,然其乐谱,除一二特例,今已不复可见。其原因主要是:唐宋词作多为案头作品,本不必歌或不曾歌,无需乐谱;传唱之曲,无需书面符号乐谱;部分词作之唱法,可能是“依字声行腔”,本无固定的旋律节奏,亦无需书面乐谱;少数情况下虽有书面符号词乐谱,但仅在教坊、乐工处流传,没有或很少进入市场,因而不能大量存世,流传下来的概率极低;唐宋词乐谱作为符号手段不甚完善的“简`化谱”,不能代替口头语音符号谱,是否标谱意义不大,因而即便是用于演出的词集亦不标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