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仇恨犯罪的原因解析——以2010年以后仇恨犯罪典型案例为研究样本

仇恨犯罪是对社会具有强烈负面影响,对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的类型化刑事案件。基于这种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频繁出现的、带有明显的仇恨动机的报复社会性犯罪和群体性暴力事件都属于仇恨犯罪的范畴。对2010年以来国内发生的35起典型仇恨犯罪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仇恨犯罪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社会结构性失衡是社会个体仇恨情绪的逻辑起点;社会底层的病态心理是促生仇恨动机的初始形态;传统的法外复仇文化对仇恨犯罪具有发酵作用;现阶段社会治理中的"压力控制型"治理模式则对仇恨犯罪具有反向激励作用。在全面、客观认识仇恨犯罪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当下我国仇恨犯罪的预防应遵循治标与治本结合、打击与预防并举的方针,具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     

现代性·怨恨·后殖民（下）——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再诠释

（续上期）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即——“怨恨”，其根源在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绝望感，这是“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因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强抑情感波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仇恨、嫉妒、阴险、恶毒、愤懑、堕落、颓废，乃至幸灾乐祸等种种负面情感的混合物，是无意识与报复冲动的结合。     

论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的生成

思想与情感在文学文本中具有重要地位 ,它们既是文学的表现对象 ,又是文学创造性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动力。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并不是生活中的思想、情感的翻版 ,它们有自身复杂的构成规律。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只能产生于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之中 ;有价值的文学情感 ,则与人们的经历、体验密切相联。其生成过程中主体因素互相渗透、复杂交融。同时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之间也要发生相辅相成的内在影响。正因此 ,它们才能共同完成在创作过程和文学文本中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如果在理论上忽视了文学思想与文学情感的生成规律 ,只把它视为由作家自然完成的单纯的创作行为 ,必然会导致“唯情”“唯理”“主题先行”等不良创作现象的出现     

文学审美的情感功能

情感是生理、心理、文化的统一,是艺术活动的基本能力与人学本义。文学情感具有超越性、普遍性、开放性、蕴籍性、具象性与形式美。通过文学活动可以使主体丰富情感体验、加深情感认知、补偿情感需求、提高情感技能、提升情感品质。文学审美是培养、强化情感力的有效途径。面对民族传统的情感特征与现代商品经济条件,文学审美的情感功能尤须引起关注。     

评“情感认识论”——兼及文学理论的哲学、心理学基础

《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发表了南帆同志的《文学与情感认识论》。文章认为,人们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理智的认识,一种是情感的认识。前者凭借概念、范畴、推理、判断认识世界,其成果是科学理论;后者直接依靠“片断、场面、事件过程”等“感知、了解、判断和体验对象的另一些方面”,这便是“情感认识对象的独特过程”。作者认为,文学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情感认识的结果,艺术典型和抒情意象,都是文学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的形式。依照这种理论,作者把文学的发展演变归结为人们的情感认识的发展演     

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

经济生活不仅伴随于文学活动的过程,而且直接参与并影响文学的活动,这种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表现为文学发展、演进的动力,源于人的原欲,表现于生活中的利益,流注于情感,内涵于美感.正因如此,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便是文学研究的一条可行之路,其基本方法视角有与之相关的四个方面:其一,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二,寻求经济利益与文学表现在情感层面的共震关系;其三,寻找利益情感与精神情感在美感层面的交融转换关系;其四,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     

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悲歌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作为一个在社会激烈变革中被挤压变形的上进青年,仇恨是他内心的主要情感,巨大的野心和极度的反抗使他忽略了年轻人浪漫感性的爱。他视名利为生命的意义、信仰,而所有的人或事,甚至他自己及爱情都只是他通往功名利禄的手段。由于于连仇恨与对抗的是重视出身的时代、金钱至上的整个社会,因而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奔腾于内心世界的激流——宗教情感与文学情感的比较研究

宗教和文学都是人类重要的精神现象,它们与人的感情世界紧密相联,是人类情感的不同产物。宗教是“心的天国”,情感是所有宗教最深刻的来源和最重要的成分。文学是“情感的表现”,许多作家艺术家认为,文学的本质即是作家艺术家内心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显然,情感既是宗教和文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因素,又是宗教活动、文学活动最重要的推动力。它深人到信教者和作家艺术家的血肉和灵魂之中,主宰和影响着他们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情     

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结构”范畴研究

＂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学、社会以及历史理论的形式化表述,表明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中主体视角的存在,情感结构表明文化内部存在一种创新的机制与原则。雷蒙德.威廉斯把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文化与社会、个人与社会、文学与社会的工具,试图阐明文学和文化具有的物质性、社会性。     

微信文学的价值体认

微信文学具有内化于文学文本、贯穿于文学活动中的丰富而独特的文学价值,正逐渐形成与传统文学相互扶持、与微博文学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其价值主要表现在：用“微”视角反映原本琐碎细杂、平淡无奇的生活,让微民生活融入时代主题;表现出当前时代的文化生态,为现存社会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提供舆论力量和文化指引;应和当代人通过情感宣泄释放精神压力、实现自我宽慰的需要,便于对人们生活情感经历的多节点观察和潜意识心理的多向性挖掘;继续让文学写作回归民间大众,维护和关切人的尊严、价值、幸福,是人道主义当下立场与人生探索超越思维的有机结合。     

《长恨歌》“四问”明主旨

诗中主人翁李隆基扬贵妃的爱情悲剧产生的自恨、互恨、恨他人、离恨、怨恨、悔恨以及"仙人恨"、作者恨、时人恨、后人恨等超人生、超现实、超范围、超时代的"长恨".构成了<长恨歌>丰富、深厚、复杂的内涵和多重而明确的主题.     

“恨”的现象学分析

对韩国人的恨的多层结构--否定与肯定、消极与积极、过去意向性与未来意向性结构进行分析,从和解意向性角度来对恨的独特性进行确认,可以看出,恨的主体是以情促成和解的情绪,类似于把他者构造成自己的意向相关者的本能意向.     

弗罗斯特诗歌的悖论诗学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有着比较复杂的世界观。他认为,世界是一个丑与美的复合体,人类是一个善与恶的组合体。这种悖论诗学在其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热爱自然,憎恨自然;(2)热爱生活,厌倦生活;(3)热爱人类,憎恶人类;(4)始于欢乐,终于忧伤。从新批评的视野出发,在精神分析与文化批评视阀下,解读弗罗斯特"乡村哲学家"的悖论诗学,有助于真正地感悟其诗歌中的智慧与真谛。     

国家安全、民族仇恨与经济利益——1945-1965年间日韩关系进展的关键要素

中韩建交以来,日韩关系研究成为国际关系舞台上的热点和难点。安成日博士《当代日韩关系研究》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第一手档案,以战后日韩外交课题、外交悬案、建立邦交、战争赔款、李承晚线等问题展开的七次会谈为基本线索,用实证研究法对1945-1965年间日韩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点明制约日韩关系进展的关键要素是：国家安全、民族仇恨和经济利益。     

女性散文中的母女关系解析——以《亲情解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为例

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是女性散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亲情解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对母女之间亲情不亲的疏离关系为表现对象,敞开了母亲作为人作为女人的真实生存处境及其人格畸变状态。亲情不亲往往表现为女儿对陷于不合习俗母性的怨仇或仇恨心理的母亲的冷漠排斥,母亲的怨仇心理仇恨心理本质上是女性发现自己付出全部所依附的对象却空洞无力不足依凭后极度绝望空虚的流露。《亲情解析》、《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作者对母亲之为母亲的母性和母亲作为女人的人性的思考,使得如何理解并超越母亲的命运,如何将习俗母性中所包含的爱的因子转化为建设性的人格因子,成为女性散文提出的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论文化迁移对语言交际能力的影响

文化迁移往往会导致交际困难、误解、甚至仇恨。语言交际,特别是书面语言交际不仅受显性文化的影响,更受隐性文化的影响。隐性文化渗透于显性文化的各个层面,时时刻刻控制着人们的所思、所说和所做。文化差异的高度敏感有助于促进文化的正迁移,提高人们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能力。     

《岁晚寄友》 写作时间质疑——兼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政治倾向

李大钊没有明确阐述自己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倾向,但《岁晚寄友》为此提供了线索.《岁晚寄友》的写作时间,学界基本持辛亥革命后和1909年冬两种说法,考察李大钊《岁晚寄友》中的关键词及其他几首早期诗歌,《岁晚寄友》作于1908年底至1909年初的可能性比较大.     

走出历史的魅影——论《宠儿》对黑人历史的记忆与忘却问题的探讨

传统的黑人小说一般表现黑人在奴隶制压迫下的苦难和斗争,极少涉及黑人在被解放后这种历史对他们精神的钳制和他们为了走出这种历史魅影所作的努力.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不仅拓展了传统小说原有的素材,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展示了黑人奴隶的苦难,而且着重表现了黑人解放后在精神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为解决这些历史问题而对历史进行的勇敢追忆和主动忘却.黑人如果要摆脱历史阴影对自己心灵的钳制,就要勇敢地直面自己屈辱的历史;黑人如果要走向未来,与白人达到融洽相处的状态,就要忘却历史上白人在黑人心中种下的仇恨.     

“野孩子”的爱和恨－－对《呼啸山庄》意象和主题的一种阐释

《呼啸山庄》是一部非同寻常的小说，对其主题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解读其意象和细节入手，可以对小说主题作出一种新的阐释：即通过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这一对“野”的爱与恨，小说表达了对叛逆性格的崇拜和对虚伪“文明”的抗议。应该指出小说的男女主义公是具有严重缺陷的人物，作者对希刺克厉夫的复仇行动是有所批判的，从而捍卫了生活的人道主义原则。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