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简牍中的汉水与楚国

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随着流域文化的兴起,汉水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从汉水汉字的写读法、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商贸经济等四个方面,结合金文、简牍资料,从汉水与楚国这一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见解,对汉水文化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18～20世纪初党河下游河道变迁研究

党河是流经敦煌的一条重要河流,现为一条独立的水系。翻检清至民国一些文献资料,发现党河在清初还有余流分两支分别注入哈拉湖和疏勒河。约在道光年间河流西北一支发生断流,民国初年两支均断流,党河从此成为一条独立河流。文章试从自然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认为党河地区的屯田灌溉是导致党河断流的主因。     

历史变迁与文化变迁

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源于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仅从生产方式看待社会历史的变迁不够全面,需要从实践的角度理解社会历史。实践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并体现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化同实践一样构成了人的本质,是人的存在方式,因为化不仅是结果更体现为人的自由本性的创造。当把化等同于实践时,唯物史观就得到了一种新的阐释,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就是化的变迁,新时期的化哲学也就是一种化唯物主义。     

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把人类审美意识的生成、演变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章以“环境与发展”、“普遍与差异”、“渐进与突变”三对范畴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大同古城自秦汉建立城邑,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其位置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动。现存的明代府城和北面的操场城,大部分城垣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真实显示出大同古城从秦汉县邑、北魏京师、辽金陪都、隋唐军镇到明清重镇的历史变迁。     

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侵,约在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人为决河,“自泗入淮”。从此“河流不复”故道,不再“北流”入渤海。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其下段夺淮河入黄海的局面,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之前,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下游上段的河道,即自阳武(今河南原阳)以下至入淮的河道,在金代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可能是史料缺乏,至今未见专门论述这段河道的文章。为此,本文就金代黄河下游上段的河道变迁,作粗浅的阐述和考证。     

论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的民事保全制度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行为保全制度在当时尚未初创;1992年到2012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法制建设、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行为保全制度呈碎片化地在知识产权诉讼和海事诉讼等领域初步创设起来;2013年,以民事诉讼法的新一次修正为标志,行为保全制度正式被纳入到基本法律层面的民事保全制度体系中来。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实践变迁与制度规范变迁的双重互动规律以及我国法律制度变迁特有的"稳而慢"的特质。     

政治文化历史变迁析论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有着根本性的依赖。但是其并不简单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迁而变迁,其中需要一些必要的中介因素。政治文化的变迁可分为向上的变迁和向下的变迁两种类型。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对于当代的政治文化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面临着自我更新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唐代回鹘是我国现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直系先民.回鹘早期信仰萨满教.8世纪中期,摩尼教传入回鹘并被汗王定为"国教".840年,汗国灭亡,部族西迁, 回鹘改信佛教及其他宗教.本文对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化过程作了简述,使人们对今天维吾尔族的宗教文化以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社会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对社会交往方式有一定的依赖性。在市场经济社会 ,传统的人格信任必然向现代的系统信任转变。重建中国社会的社会信用系统 ,应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规范政府行为 ,建立社会信用制度。     

长江流域立春日的劝耕习俗

立春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也是一年农事开始的象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政府通过一系列迎春礼仪向百姓劝耕,百姓也通过迎春礼仪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万事顺遂,从而又形成了许多与劝耕礼仪相关的民间俗信。长江流域立春日劝耕习俗的演变,实际上了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事节日及其习俗形成、发展的轨迹。     

转轨时期我国粮食生产量的波动及其原因

我国在转轨期间,引发粮食产量波动的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的大小、粮食每亩平均 产量的高低、自然灾害成灾范围的多少、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 等诸多因素。但我国近半个世纪的粮食产量波动情况表明,引发粮食产量大起大落波动的主 要因素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因此,为了防止我国粮食产量大起大落的波动,国家必 须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注意政策变动的过渡性。     

略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契约观

为了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在全面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有必要确立一种既和谐又竞争的契约原则,并以此为依据,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对症下药,加以解决。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共生共荣的良性互动的现代契约运行机制。     

由耿如杞的遭遇看明末中下级官吏的命运

耿如杞生活在明朝末年,历任户部主事、兵部职方郎中、陕西神木参议兵备、河南遵化兵备副使、太仆寺卿、巡抚山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他为人正直有才干,却一生命运多舛,仕途上三起三落,两次被论斩,最终被杀,是明末官吏命运的典型写照。纵观其个人经历,颇能管窥明末政治环境及其走向灭亡的过程。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论新时期社会整合三大力量的调配

进行社会整合存在多种力量，也可以说有多种资源，其中法律、道德和组织是三大基本力量或资源。本文针对新时期社会关系分化的新特点，对三大整合力量的社会适应性试作一些分析，以期弄清楚它们的联系与界限，澄清部分模糊认识，为有关方面在现阶段更好地配置这三大社会资源，提高整合效率作一点策略上的探讨。 关幢词：社会整合；力量；适应性；效率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宫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沙苑的历史变迁

沙苑是关中平原上惟一的沙地,相关研究成果少见.本文在文献与考察结合的基础上,勾画了沙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从初期的河湖交汇区到后来的湖涸沙显而初具雏形;从原来的灌草植被丰富、动物种类繁多,为历朝的牧马场所演变成明朝中后期池涸沙徙,旱涝频繁的环境恶化之地.除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外,人类不合理的开发亦是沙苑流沙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激流处转弯--对辜鸿铭现代化思想的探究

辜鸿铭对现代化不仅有着较他同时代的人更直观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他的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主要不是取之于近代中国的土壤,他的直接的精神承传是上两个世纪欧洲现代化时期以卡莱尔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卡莱尔的思想尤其是他对现代化犀利的批判,在辜鸿铭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如同那时的中国人无法了解与理解卡莱尔一样,人们也无法从卡莱尔的中国学生身上嗅出他们所熟悉的西学气味,却从他的外表上发现了守旧者的装束.     

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移民规律、动因与影响

中国古代黄河中下游移民是中国古代移民的主要部分,呈现出治世主动外迁,乱世被动南迁的基本特征。自然因素气候、生态、灾害等,社会因素政治、战乱、技术等综合作用是移民的原因。但是气候变化是移民的主要动因。黄河中下游人口的迁徙,促进了我国古代人口格局的变化,造成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