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简单原则背后的哲学争议——密尔自由学说的缺陷分析

密尔把他的自由原则概括为一项简单的原则,从而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密尔认为他的自由学说是发生在旧主题上的新变异,为了澄清这一观点,他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对这些阶段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关于密尔自由理论最明显的争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的概念。密尔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     

原则的冲突:约翰·密尔的自由理论述评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西方思想史上捍卫自由的经典文献之一,它要解决的是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为此密尔提出了一个“伤害原则”,并在人类行为两分法的基础上,从“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社会凌驾于个人权威的限度”以及如何将这一教义运用于实践三个方面构建起了他的自由理论。但是,密尔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并没有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其“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冲突贯穿于他的自由理论的始终。     

个人自由到团体自由：密尔自由学说在梁启超思想中的演变

密尔自由学说从个人自由这一基本的立足点出发,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存在做深刻地辩护;但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探讨个人自由,他又强调个人自由的限度,包含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思考。这种关于个人自由的限度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思考被梁启超发展出来,形成了团体自由思想。梁启超对密尔自由思想的这一演化使得个人自由的色彩逐渐淡化,个人自由服从于国家自由,呈现出工具性的特点。梁启超对密尔自由思想的这一理解方式,反映了近代思想家在宣传西方学说的过程中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论“自由”和“意志自由”——关于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的问题

“责任”这个概念有着双重含义 ,其一是指社会对个体的要求 ,即个体的外在责任 ;其二是个体对自我的要求 ,即内在责任。但从本质上讲 ,内在责任是根源于外在责任并由外在责任转化而来的。个体的道德观和内在责任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 :1外部世界对个体的道德要求。 2个体道德生活中的奖惩经验。 3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或能力。从静态的角度上看 ,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将大体上被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但从动态的角度看 ,由于这三种因素都是可变的 ,因此 ,个体的道德观、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对个体提出道德责任的要求 ,并不是因为个体有着可以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 ,而是因为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一种外在环境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选择。因此 ,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由意志”无关的东西。责任在个体的人格中形成后 ,将会影响个体的道德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道德选择必然会受“自由意志”的支配。     

功利与自由:密尔道德权利理论的旨趣依归

在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探讨过程中,关于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对功利与权利的道德诉求,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密尔的权利理论主张人拥有受尊重的一些权利,这种主张常常与义务论道德理论架构相关联,从而背离了其所致力于阐述和辩护的功利主义精神;二是密尔功利主义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为最终原则,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他人正当权利的侵犯,从而导致密尔功利主义在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事实上,密尔功利主义理论能有效地避免了以上两种理论困境。他对功利和权利的道德诉求在理论上是融贯一致的,其道德权利理论采纳的是一种依照道德常识的,以功利和自由为旨趣依归的间接功利主义。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是在其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分配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保证人的“同等自由”和自由的社会生活;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他认为“同等自由”是它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实现人的“同等自由”即最大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自由观是指实现“同等自由”,实现人的个体化和完全自由,这必然伴随着人的完全道德和生命的实现。     

快乐是否存在质量上的差别?——为约翰·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辩护

约翰·密尔认为,如果某些种类的快乐在质量上胜过另外一些种类的快乐的话,那么,前一种类的快乐会胜过“任何数量”的后一种类的快乐。他的这一高级快乐学说一直饱受争议。学者们一方面指责密尔对快乐按质量进行区分的做法与其功利主义原则相悖;另一方面指责他所进行的对高级快乐学说的“证明”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有批评者指出,人们实际上无法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区分开。如果这些质疑都是合理的,那么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就不成立。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逻辑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质疑都是不成立的。     

哲学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根本恶”及其伦理效应——从康德到拉康

康德所提出的“根本恶”概念,实际上涉及个体在其自由决意(die Willkür)的准则上根本性地倒置了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伦理效应,人的道德改善在康德看来也就相应地体现为恢复道德原则相对于自爱原则的优先性与纯粹性。然而,在弗洛伊德对恶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拉康对于康德构想和探讨“根本恶”问题的基本进路进行了彻底反思。通过深入揭示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在康德学说中未被探明的潜在问题与复杂勾连,尤其是道德原则本身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缺陷,拉康指明了康德及其道德哲学传统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困境,从而也为确立一种有可能克服这一困境的非道德的伦理原则即“欲望原则”提供了合理性说明。     

自由是人格自律 ——哈特曼的本体论价值哲学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新解答

尼古拉·哈特曼认为,在自由问题上康德是开拓新道路的第一人。他在“第三个二律背反”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自由概念,即作为理性自我规定的积极自由。跟因果决定相比它是另一种更高的决定类型,即意志自律（原则自主性）。由于拘泥于先验观念论模式,康德没看到更高一层的自由含义,它涉及的是另一种新的自由二律背反,即应当二律背反。真正的意志自由是面对着原则能够作出服从或违背的决断自由,跟康德意义上的意志自律相比,哈特曼在他的本体论价值哲学视域下提出人格自律或人格自主性,给出了清晰的论证和回答。     

再论严复对自由学说的理解

严复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政治学领域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自由学说,他对西方自由学说的理解是准确的和深入的,他的介绍基本遵循了自由学说的原义;在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法律、个体自由与国家自主以及经济自由、思想自由等问题上,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评密尔《论自由》关于国家干预的限度原则

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提出了一条基于利己和利他之分的国家干预的限度原则来作为划清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他的这一原则遭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作者在此将尝试着对这些来自正反两方面立场进行辨析和论证,并揭示了密尔所确立的这条关于国家干预原则的局限性.     

密尔宽容思想的道德之维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大多将宽容视为一种美德,或者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而密尔则将宽容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之美德与自由发展的权利相结合之精神。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将个人的道德自由与道德主体的宽容相结合,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糅合感情与理性,在尊崇自由,重视个人价值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幅宽容的社会图景。     

密尔宽容思想的道德之维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大多将宽容视为一种美德,或者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而密尔则将宽容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之美德与自由发展的权利相结合之精神。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将个人的道德自由与道德主体的宽容相结合,以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糅合感情与理性,在尊崇自由,重视个人价值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幅宽容的社会图景。     

走向相互承认的法权——论费希特的自由概念及其基础上的法权演绎学说

在德国古典法哲学发展史上,费希特最早明确地提出了法权演绎的学说。他基于知识学的立场,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明确地对相互承认学说进行哲学的演绎和证明,论证了个体想要获得自由,必须是建立在对于自身之外的他者的承认基础上。并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于权利的哲学证明,即,如果不能够承认自身之外他者的存在,就无法进入到法权关系之中。这种基于相互承认的法权演绎学说,不仅揭示了自由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笔下的社会结构,突破了从个体角度界定自由的尝试,而且也将这种社会结构或者共同体结构纳入到了权利概念的内部。但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费希特并没有完成这一相互承认的权利学说的构造,相互承认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这导致了柏林时期费希特基于神圣理念对于相互承认学说的改造,产生了有关基督教共同体的学说,并最终导致法权演绎学说的消逝。但从总体来看,费希特提出的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演绎学说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哲学上的出发点,从而使相互承认及其基础上的法权学说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并由此也为现代权利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意志如何是自由的?

自由意志是哲理法学派采取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理性进行纯化而得出的概念。其理论旨趣在于发现一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寻找人们的行为所必然依循的自由规律,从而创建一种能够像物理学等科学一样精准的道德学说。因此,自由意志是纯粹理性制定法则并依循法则而行动的能力。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说意志是完全自由的。     

论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对“人类自由”的总体把握,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的自由、“个人的自主活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多个维度。这些不同的维度可以总结为两个层面：哲学人类学视域的人类自由和作为历史范畴的人类自由。马克思在评价历史进程时所采用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他在哲学人类学中所阐述的自由概念,哲学人类学的维度侧重于自我实现,历史范畴的维度侧重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对道德知行分裂现象的辩护与克服——从自由意志的视角出发

道德之知在一个层面上指个体对社会普遍道德规范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知行分裂呈现为个体有意违背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价值原则规范,其中彰显出个体作为存在所特有的自由意志。对既定原则规范的反叛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是人的高贵与尊严的表现,在这个层面上的道德知行分裂现象也应被给予辩护;但在现实道德生活中,要准确区分出自由意志与任性的差别,对任性意义上的道德知行分裂应当努力克服。自由意志作为本体论意义上存在,当它脱离伴随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必将陷入虚无,因而必须依托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指引而回到现实当中。     

解读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

幸福观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内容,对此密尔也做出了功利主义的界定和阐述。他通过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与德性、幸福与个性发展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阐明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在社会层面上兼顾德性和个性自由的幸福观,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构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马克思“自由个性”内涵的思考

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首先是一种真正的“个人的独立性”,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独立性;“自由个性”还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和“个人的独立性”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个性”更是一种基于“人本身”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自由个性”这一内涵表明了追求“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及解放优先性与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是马克思学说的真正价值诉求。     

自由与道德二议

自由,这个崇高而令人神往的字眼,历来是哲学家、思想家为之倾注热情的理性之谜。但它更是文明社会人们,特别是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政治和道德实践课题。最初,自由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奴隶要求从被束缚、被奴役中解脱出来而发出的怒吼。伊索的“宁为自由死,不做奴隶活”的抉择,代表了这一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崇高道德信念。以后,自由在资产阶级那里被尊为至高的女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战斗旗帜,也是他们公认的道德原则和理想,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为社会极大多数人争得了享受自由的权利。人们争取自由的实践比以往更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因而也具有更深刻的伦理道德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只讲哲学自由、政治自由,还应探讨自由的伦理道德意义,这对正确理解、追求自由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