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构建与媒介事件营销

“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是1959年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关丁对象国家的“存在于受众意识层面的、具有共享性的事件和体验的总和”。在当今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说,所谓“共享性的事件和体验”几乎都来自于各种传播媒介。因此,国家形象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对象国家的媒介事件和体验。     

解析“媒介事件”的内涵

通过对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界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事件”、“伪事件”、“奇观”和“新闻策划”等概念的内涵及其使用进行学理的梳理和辨析,认为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可以从两种理论范式的角度来理解:(一)真实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二)媒介化的动机→导演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     

社会性别：媒介性别形象传播的一个分析范式

运用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视角,可以对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对媒介拟态环境的性别文化建构给予剖析,并能从“说与被说”“看与被看”“演与被演”三个方面对传播中的性别话语、性别权利和女性形象的拟态环境进行评析,对媒介传播中如何贯彻“性别意识主流化”战略提出对策思考。     

特色小镇在国际文旅中塑造国家形象的品牌策略——以乌镇戏剧节为例

在融媒科技的赋能下,“数字+”的文旅新业态快速发展,形成后疫情时代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有力支撑。坐落于区域特色小镇,乌镇戏剧节在品牌策略上却呈现出宽阔的国际视野,有效处理了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全球的文化关系,为中华文化从“走出去”到“引进来”的转型提供了新思路。乌镇戏剧节在剧目展演的国际合作中活化了全球创作者网络、促进了全球受众跨文化认同,以多元文化持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依托新媒体进行戏剧艺术的跨媒介全球化传播,走向文旅数字化升级。据此,本文将引入区域品牌理论,以案例分析法探析乌镇模式下国际文旅品牌的塑造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其对国家形象内涵的有效转化。     

追问媒介和技术的本质——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形象化”

麦克卢汉是20世纪媒介理论大师,海德格尔后期对技术的论述一直被学界作为经典来引用。麦克卢汉曾多次谈论和解读海德格尔,其中一个主题是如何认识媒介与技术的本质。从格式塔心理学借来“形象”和“背景”两个概念,麦克卢汉将它们分别对应于其媒介理论中的“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他强调,视觉的功能乃是从“背景”中分离出“形象”。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作为“构架”,所谓“构架”即是“解蔽”,而“解蔽”无非是说有某物展露其自身。在展露这一意义上,麦克卢汉认为,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无论作为“构架”抑或“解蔽”,其本质都是“形象”或“形象化”。以此认识为基础,麦克卢汉和海德格尔分别展开了他们对于媒介和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分析和论衡。     

“媒介帝国主义”与传播霸权

现代传播技术推动了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导致了传播霸权与媒介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其开发和控制了现代通讯与传播技术,形成了新的"媒介帝国主义",使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体系的建立受到影响和支配,国家文化主权也遭到严重威胁.科技全球化下的媒介已成为强国用以雏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有效工具.     

全球体育赛事与国家形象塑造

举办全球体育赛事能够树立并提升国家形象已成为共识,其原因何在?本文认为,全球体育赛事能够充分体现出国家实体存在的特征,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丰富的基础性素材;同时,全球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事件,在时间卷入度、情感卷入度、报道策划性与联动性以及媒体奇观展示方面的特点都十分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被看的女人”——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学批判

运用符号学的方法 ,通过对传播事实中女性形象符号的分析 ,可以看出 ,当前媒介传播中对女性形象的处理存在着视觉化、简单二元化的趋势 ,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性 ,而媒介所标榜的“男女平等” ,无论在传播现象中还是在媒介内部都未能真正贯彻。在以上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关于女性传播定位的思考 ,力图营造两性平等参与、共同发展的多元的传播空间 ,全面反映女性形象 ,在差异中寻求平等 ,在平等中彰显个性 ,以期建立两性之间和谐的伙伴关系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视觉修辞与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

在大众传播时代之前,语言修辞与政治传播呈强相关联,政治传播媒介凸显于语言修辞,而在互联网大数据存储技术与自媒体普遍运用下,视觉修辞作为显性媒介,为政治传播带来强大的能量场。视觉媒介呈现图像、叙述事件、展现场景、建构意义秩序,可能导致新的话语格局变化,在全球视野之下,视觉媒介成为已经成为现代政治传播中强大的价值传递工具和文化力量。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全球传播中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确证及其规治

数字智能时代，伴随飞速增长的电子媒介而来的是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电子媒介不仅在其“前半生”发挥作用，而且在废弃后的“后半生”同样能够发挥本体能动性影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损耗、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等问题。因此，需在思辨人与电子媒介的动态关系中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进行确证，并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来思考对电子媒介垃圾传播的全球规治进路。研究发现，通过与人的交互，电子媒介的本体能动性得以体现，并深刻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两者互为媒介。电子媒介垃圾的危险性、问题性在“物质性”“政治性”“非线性”三重维度中被证实，具体表现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加速异化媒介生产与使用行为、持续污染生态环境。面对电子媒介垃圾的全球传播，笔者提出了“在地思考，以媒治媒“”命运与共，多边协作“”全球思维，绿色消费”三种可能性的规治进路。     

传播问题:大众媒介与“感觉结构”共同体——雷蒙德·威廉斯的媒介文化美学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在媒介文化美学问题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围绕大众媒介、现代主义和“感觉结构”共同体展开的谨慎思考形成了媒介文化美学研究的现代批判形态。威廉斯认为,真正的传播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传播,作为对大众公式的功能阐释,现代大众传播不是建立共同体的方式而是对共同体的一种瓦解。因此,大众传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要解决大众传播的问题不能从技术层面上而应该从观念机制层面上进行,通过打造并建立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及其机制来扭转大众传播。对雷蒙德·威廉斯而言,文化共同体的关键是“感觉结构”的共同体,因此对文化共同体的打造必须诉诸“感觉结构”,而艺术则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据。尽管现代主义两面性的产生表明艺术面对着从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但“感觉结构”的存在也同时表明艺术仍有力量弥合社会区分,能够成为营造共同体的助力。通过参与文化共同体的营造,艺术可以成为大众传播的批判力量。这是继阿多诺提出系统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理论之后,西方媒介美学在英国文化研究中产生的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的理论形态。     

浅谈媒介事件及其意义

媒介事件通常被理解为人为制造的“伪事件”,或者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这种认识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媒介事件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媒介事件社会功能的发现和利用。因此,应重新对媒介事件加以定义,并且作出积极的评价。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事件,它区别于日常的电视节目和电视新闻,具有非常规性、直播性和提前策划性等特征,它具有新闻事件、突发事件所不具备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能够起到凝聚民心、化解矛盾、延缓冲突、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新的视角认识和评价媒介事件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

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     

“范跑跑”事件的媒介话语解析

本文认为媒介话语言说者身份之“碎片化”构成了此媒介事件之起因。由于此事件所涉及的话题的特点以及媒介（机构）的介入,使得此事件最终演化为一起“媒介事件”。而此媒介事件如此的起源和发展又使得“范跑跑”作为一个媒介事件拥有了独特的意义。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