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可靠叙述”概念的含混性

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界定问题,学界至今仍然无法给出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答案。修辞叙事学家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对立,试图通过隐含作者的规范为不可靠叙述限制范围,而界定中的隐含作者却带来了原初性含混。认知叙事学家高举读者能动性的旗帜,将不可靠性推向极端,修辞与认知两派的论争无疑加剧了不可靠叙述界定的含混。此外,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外延也在对象、范围、跨度上逐渐膨胀,现有内涵的不适应性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的含混性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试论修辞叙事学的修辞效果

对修辞叙事学修辞效果的研究是修辞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效果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作者通过文本在读者那里达到的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因此,这种研究带有某种尝试性。对叙事修辞效果的研究首先是对产生效果的基础进行分析,探讨影响效果的诸种因素,然后,对叙事修辞的各种效果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路上——网络文学的文本反思

网络文学业已带给传统文学新的契机,但似乎和真正的文学精神越走越远,而只是以猎奇、情色等因素成为文化瞬时消费品,从作者、读者、作品分析网络文学特质,利用修辞叙事学理论探究网络文学尴尬现状成因,以预测其发展趋势,显得重要。     

《小说修辞研究》笔谈——小说积极修辞的理论倡导

李建军博士在他的《小说修辞研究》中认为 ,小说修辞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接受作品 ,从而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精神交流关系。创作主体在小说修辞中具有主导作用 ,主体积极的修辞态度对于小说的可理解性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小说”的修辞方式把写作本身当作写作目的 ,把可写性置于可读性之上 ,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妨碍了精神交流的进行。《小说修辞研究》的出版 ,对建立中国的修辞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刊组织了 5篇笔谈文章 ,对该书进行评述 ,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认识＂你＂——＂灵魂出窍＂之叙事艺术

美国当代小说家珍妮弗·伊根的小说《恶棍来访》是一部创新实验作品,小说的叙事结构突破常规,细节设置十分巧妙,一些批评家因此称之为“后后现代小说”。小说第10章“灵魂出窍”借鉴修辞叙事学的叙事模式,打破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界限,并运用第二人称叙事模式对叙事交流的作用,揭示出其潜文本。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而且也使读者充分了解到美国吸毒青少年同性恋者的生存精神状态。     

认识“你”——“灵魂出窍”之叙事艺术

美国当代小说家珍妮弗·伊根的小说《恶棍来访》是一部创新实验作品,小说的叙事结构突破常规,细节设置十分巧妙,一些批评家因此称之为"后后现代小说"。小说第10章"灵魂出窍"借鉴修辞叙事学的叙事模式,打破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界限,并运用第二人称叙事模式对叙事交流的作用,揭示出其潜文本。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而且也使读者充分了解到美国吸毒青少年同性恋者的生存精神状态。     

“动力式”的进程阐释：《百年孤独》的修辞性叙事研究

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强调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三位一体的循环动态过程,突出读者在叙事中的重要性,认为读者的知识、信仰、情感应该全部参与进叙事进程,而小说中的叙事进程大都受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支配。借用这一理论来对《百年孤独》进行文本分析,有利于揭示小说叙事结构是如何引导读者进行多维度的叙事判断的。在文本动力上,以乌苏拉为核心和以魔幻空间为基石分析人物矛盾对叙事进程的推动,拓展读者对于孤独主题的理解;在读者动力上,阐明小说通过叙事聚焦和叙事技巧,调节叙事距离,引导读者理解隐含作者对愚昧保守的马孔多的摒弃,从而在读者与隐含作者的动态交流中,达到小说修辞性的文本目的。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     

《百合花》的叙事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内聚焦叙事、隐含作者及叙述者的思想职能,在叙事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文章以此重新解读《百合花》。     

西方叙事学面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尴尬

西方叙事学所依赖的文本路径，难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复杂性、情节和人物的特殊情况、某些叙述程式和叙事逻辑、叙事空白；它在隐含作者、叙述可靠性、叙事视角、语义矩阵等方面的理论建构，有时候不能有效解释古典小说的相关情况；它对具体作品的叙事批评更无法涵盖古典小说评点的多方面表现。西方叙事学由此呈现出其面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尴尬。     

叙事新闻报道渗透意识形态——以西方对温州动车事故的一篇报道为例

新闻报道中存在多种叙事修辞技巧,这些技巧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从叙事修辞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灾难的新闻报道。具体分析叙述的主要人物、叙事场景和叙事因果关系等叙事修辞手段,力图揭示这些报道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取向和修辞动机。结果表明西方记者总是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伦理、心理和价值观念,维护作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利益。     

不可靠叙述: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是当前两种主要的研究方式,对于文本叙述可靠与否的判定,修辞派以隐含作者的观念为标准,认知派则以读者的规范为参照,而这两种研究方式的理论争鸣也引发了学界对二者进行综合的理论探求,不可靠叙述研究已然呈现出多维发展的景观。当前对于不可靠叙述的理论探讨,基本上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应突破仅仅将不可靠叙述定位为叙事策略的限定,从文学观念的高度对其进行把握。     

诗歌叙事学的认知研究

诗歌叙事学借助认知叙事学所建立的研究范式,将其研究的重心从对诗歌叙事文本的关注,转向对读者以及诗歌叙事文本与读者关系的关注,丰富和完善了诗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学的语境思想嬗变

20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中语境思想的变化,反映出语境泛化所带来的叙事研究的思维变革.结构主义叙事学对语境的阐述仅限于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的语境,但到了新叙事学则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赫尔曼和查特曼借助话语语境来分析叙事过程;兰瑟和沃霍尔把故事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审视;卡恩斯认为,是语境而非文本的形式决定一段话语是否是叙事;韩南和浦安迪也总结出中国古典小说特殊的叙事语境——"虚拟的说书语境".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学,语境从边缘地带走向中心地位,突破了文本主义,走向更为广阔的话语语境、社会历史语境,甚至被视为叙事的决定性要素.叙事学的语境转向将叙事学引向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极大拓展了叙事学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全方位展示——评赵炎秋等著《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赵炎秋、李作霖、熊江梅合著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借鉴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在当代叙事学研究中第一次全面立体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演进历程。它十分注意从中国独特的叙事经验及其理论总结出发,同时兼有宏阔的理论视野与自觉的比较意识以及丰富多样、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与引述,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研究的发展。     

《山中十日》修辞技巧的历史文化意蕴

修辞叙事学家和文化叙事学家受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把叙事看成是一种修辞形式和文化活动,他们不仅关注小说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利用各种叙事方法来达到最佳修辞效果,还特别强调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在文化交流上不同声音的融合。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的最新之作《山中十日》从叙事视角、叙事线条、叙事话语等修辞技巧上,独具匠心地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一体,反映了后现代商品文化社会里,人类虚无的存在状态,为修辞叙事学和文化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阐释文本。     

“居间”的辩证法——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

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的近作《作为修辞的叙事》,其方法论将“叙事”视作作者、以文本与读者间意识形态交换的“修辞”为逻辑起点,试图建构一种突显作者、文本和读者交互协同作用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动力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居间”特征。这对国内相关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中国叙事学创建述略--兼评杨义《中国叙事学》

扫视中国叙事学的创建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识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借鉴和吸收西方叙事学的新思维,发现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密码;另一方面梳理爬抉古代叙事史料,概括和提升中国叙事形式的基本内涵,借用、重组和创新自己的话语方式.这一过程艰难选择,最终以《中国叙事学》为标志完成了.其价值就在于召唤和影响一大批中国学人走自己民族化的理论之路.     

论人文视域下“隐含作者”的效用

自从韦恩·布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重要的叙事理论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在国际叙事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它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阐释,形成了以西摩·查特曼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流派将"隐含作者"看成是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创造的一个产物,将"隐含作者"囿于文本之内,甚至认为作品在创造出来之后,作者就死了。而以詹姆斯·费伦为代表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对"隐含作者"的理解走向另一个误区,将它等同于真实作者,认为创作文本的不是"隐含作者",而是真实作者。这些对"隐含作者"的理解都有失偏颇。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应该打破文本的封闭性、客观性,将其置于人文视域之下,从作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双向进行,并考虑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