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

正最近几年,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文化热"悄然出现,民国服饰、民国建筑、民国故事、民国人物、民国历史……这一切缘何而来?因为怀旧?因为好奇?因为历史的循环?在作为社会文化心态的"民国热"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一种学术文化的自觉:同样是在最近几     

“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

从“民国机制”的角度考察现代游记的“社会相”,主要立足于民国历史场域与文学风貌的恰切同构:“社会相”的生成与民国时期旅行之风的兴盛、“风景”的社会化、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宪政理想与现实时局的矛盾,触发现代游记的社会关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而民国疆域的破碎性,则使现代游记的“社会相”涵容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和价值取向;此外,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所营造的“车厢社会”,成为了游记作者管窥现实社会的“西洋镜”。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书报审查制度与民国文学研究

书报审查制度是以政府权力为支撑的"文艺批评",它通过统治者充满意识形态化的价值、标准与趣味对文学秩序施以控制。现代报刊杂志及文艺原稿是否接受审查、程度如何、范围广狭,宽松或苛刻等,均给文学生产机制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接受文艺审查成为国民政府时期文学生产活动必须经历的法定一环。书报审查、报刊杂志与文学作品(文学活动)的三维立体观,就是进入历史场景,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史实进行立体的挖掘与呈现,达致重新勘探民国时期文学生产机制的某种历史复杂性,探索文学研究新的可能性。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民国作家"关于"日记文学"的争议探析

围绕“日记文学”的相关话题,郁达夫、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人为代表的民国作家展开了多年的争鸣和讨论,初步建构了他们关于“日记文学”的理论。真中见真和尽有文艺的趣味是日记文学的两大特征。日记能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学分支,与作者对社会的观察视角、记录内容、叙写目的、主体素养等有极大关联。读者爱读日记,主要是源于他们好奇的天性和趣味的追求;就具体情况言,古今读者有较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