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是实施“四化”联动

本文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是实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化联动。只有正确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城镇化视域下城乡统筹模式的分析和选择

摘要：当前,城乡关系正处于急剧调整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为解决日益紧张的城乡二元矛盾找到了路径,而下一步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就在于妥善处理城和乡在空间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性和冲突点。城乡统筹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关系到下一轮转型发展的动力、环境、体制等诸多方面。围绕这一主题,苏州、嘉兴、天津、成都、莱芜等不同类型的地区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各自探索出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城乡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空间、产业、人口三个要素为坐标,对这些不同的路径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提出联动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城市化工业化融合、自主城镇化、主动城市化等五类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下一轮城乡统筹推进的趋势和方向,核心是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以及城乡发展体制的创新。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公共服务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农村公共服务对城镇化具有双重作用,在为城镇化提供动力和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城镇化的机会成本。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呈现出家庭小型化、就业非农化、村庄空壳化、村民老龄化、决策民主化、生活信息化等趋势,为农村公共服务带来了许多机遇和挑战。政府应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出发,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科学规划以确立合理目标,创新机制以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高效化,因势利导以增强农村公共服务决策的群众基础,构建信息平台以确保农村公共服务的公正与公开,进而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又好又快地发展。     

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

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实现城乡统筹,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镇化,继续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通过分析城镇化推进和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认为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应两端推进,建立产业、空间、就业、帮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及对策

城乡发展存在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生活质量差异大,城乡在社会保障、医疗、就业等方面差别大,小城镇对农村发展带动力弱等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制约了城镇的健康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迟滞了农民工向城镇市民的转化,导致城乡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城镇化应当统筹城乡建设投入,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制,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小城镇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人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当前,城镇化发展已成为我国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机遇.然而,现行的一些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存在诸多发展弊端,如城镇化中的空城现象、伪城问题、病城问题以及黑城现象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而探索人的城镇化发展将成为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就目前而言,为有效推进现代城镇化,需要在发展理念、户籍制度、城乡统筹、财政体制以及管理创新等发展路径方面不断加强人的城镇化建设,进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促进——以福建省为考察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目前全省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区域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福建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全省各地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福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剖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着力研究和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措施与对策。     

城镇体系、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有“单体式”和“城市群”两种形态.当前城镇化以“单体式”为主、以GDP为导向,进行爆发性发展并陷入质量困境.培育城镇体系、构建城市群有利于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新型城镇化应从经济追求转化为城市群的角色担当:以人为本、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生态宜居、市场统一等.这就需要城市群形态下建立城镇间长期合作的体制机制,以提升城镇化质量;构建统筹协调机制,提高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市群内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强化城镇产业、就业支撑;建立内生动力机制,理顺城市层级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创新资金投入机制,保障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完善管理约束机制,优化城镇社会治理.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浅析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机制创新实践——以江苏小城镇实践案例为主

201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是体现城乡统筹战略最突出的文件。不仅文件标题中含有"城乡统筹"     

过程视角下的国内城镇化研究综述

为了系统总结城镇化过程中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存在问题,通过文献资料查询和归纳总结,概括出了城镇化过程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说、路径与综合模式说、动力说、周期说以及绿色城镇化、可持续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等研究趋势.认为城镇化在研究的范围中以微观层面为主、宏观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成果,城镇化与相关领域的结合研究相对较少,对民生、福利关注、落后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及其机理分析、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在社会医疗、公共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城乡差距等问题等的研究稍显不足,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后期城镇化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城市发展中公共资源公平配置之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一系列城市问题,这些凸显在公共领域中的城市问题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欠缺公平。文章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剖析了这些问题的诱因,并试图通过户籍改革、构建公共福利型的政府机制和反腐倡廉等各种手段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解决城市中各个领域的矛盾冲突,增进公共利益总额。     

延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建党100周年前的这一时期（2013-2020年）是延安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延安市情及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如期实现延安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当确立和实施“五个目标，三个培育，三个带动，一个动力”的总体发展思路，并采取以新区建设为引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加快接续产业培育进程、以改善投资环境为重点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中心加快改革进程和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加快对外开放进程等对策。     

城郊社区自治能力对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大量城郊农民开始纳入到城市化进程,然而,受农村原有条件的限制,城郊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本次调研从以社区自治能力的视角分析了改善城郊公共服务水平的可能性的结果表明,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可以增加社区自治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进而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城郊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探究

上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历了一次早期城(市)镇化的过程。繁荣的市镇和商品经济已经培育出了市民阶层,同时,也养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文化结构的调整,文化的主体从乡民变成市民,文化心理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了解早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的原因与轨迹,对于当下我们和谐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示

近现代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过很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大爆炸、贫民窟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环境恶化等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起。近年来，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经验，得出以下启示：从我国社会问题出发，利用西方优秀思想理论，解决问题，总结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集约型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模式，从而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古民居保护中的资金拓展与民众参与——对徽州古民居“百村千幢"保护工程的反思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古民居构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如何为后人守住“历史”?如何解决古民居保护中“资金”与“民众参与”问题成为破解“瓶颈”的关键。文章以徽州古民居保护的实施过程为例,通过对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居民与古民居保护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古民居保护强化制度创新与民众参与,并进行融资渠道的拓展,强调将古民居与其管理者、所有者、参与者纳入共同保护的平台中。探求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积极保护正在消亡的徽州古民居。     

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财政建设

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是投资的主体,在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资都需要政府的组织和参与.考虑到政府财政的局限性,需要城镇自筹资金来增强城乡的财政能力,改进和完善城市财政制度,完善公共财政职能,以促使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健康稳定地进行.     

长三角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的统计分析

长三角的大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要又好又快地、卓有成效地发展好长三角,就必须处理好长三角发展与世界发展、全国发展的关系,处理好长三角内部一市二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长三角发展中产业合理分布、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化水平提升、各经济所有制协调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各种重要关系。对这些重要关系进行统计分析,能进一步明晰问题所在,为促进长三角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汉英“有/Be”存在句定指效应研究

以汉英语“有／Be”存在句为例,比较了Huang、Abbott和Li等对存在句定指效应反例现象的解释。认为,Abbott的语用解释比句法或语义解释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定指效应”不是从语言形式,而是从存在句“导入新信息”的句法功能角度对其动词后NP的限定：当不定指NP出现时,其所指称的存在物被导入交际话语之中,是新信息;当定指NP出现时,将其嵌入合适的语境,其所指称的存在物在新语境中也具备了“新信息”性质。因此,存在句具有“定指效应”,且是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