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与沙龙艺术

新月派没有系统的文学主张和统一的艺术方法，却有相同的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这就是自由主义精神和超然、容忍的绅士风度。在艺术上，他们标榜“理性”，要求“纯正”，提倡“健康与尊严”，反对“狂热”与“偏激”。这种沙龙艺术必然与革命文学相对峙。但社会的变动，终于使他们中的有些人走出沙龙，正视现实乃至参加民主斗争。     

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化交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新月派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上一群知识分子之间的跨语际交流关系,余响远播,萦绕至今。随着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曝光,这段被传为佳话的东西方文化之遇,承载着彼时不同传统和场域的文化、思想、观念彼此照面,激荡并沉淀了丰盈的历史记忆。这场思想与文化的交汇实践,虽被岁月海浪冲刷掩埋,然而,从今天的文化与思想史语境来看,钩沉其意义和价值仍然显得非常有趣和必要。     

闻一多与“新月派”

<正>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闻一多无疑是继郭沫若之后诗坛上的一位奇峰突起的爱国新诗人。关于这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他对我国早期新诗运动的贡献,拙作《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诗人吗?》①曾有所论及。这里着重谈谈闻一多与“新月派”的有关问题。     

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

一提起闻一多,人们便会马上联想到“新月派”,而一提起“新月派”,人们也会马上联想到闻一多。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文艺理论家”,闻一多是“新月派的主将、中坚分子”,这样的结论似乎是铁板钉钉,丝毫不能移易的了。因此,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是这么写,不少专家、学者也是这么说。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熊佛西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悼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就曾写下过这样的文字:“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     

论新月派的形式追求

一、对形式的维护和“诗”的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二者的旨趣均在于消解长期积累形成的僵化繁褥的封建道统。思想革命的目的在于对“三纲五常”等僵硬的束缚人的封建伦理进行冲击和消解,从而恢复人的生命本然;文学革命的目标在于应和思想革命,对于维护和表现传统思想的僵化的伪饰的文体进行消解。因此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对于僵化的凝固的封建秩序的破坏和消解,其目的是恢复活泼泼的本真的生命体验。新文比运动使得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神圣的道德偶像被推翻,…     

创造社与新月派知识群体的比照分析

创造社与新月派都属于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团体。其核心成员年龄相当,成长经历相似,但由于留学期间教育经历的不同,以及回国后创业初期境遇的大相径庭等原因,两个群体的多数人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本文试图通过与新月派的比照,建立对创造社更加客观和清晰的认识。     

论新月派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是一个浪漫主义流派,而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主义,是后期新月派文学创作中时隐时现的运行轨迹。本文对后期新月派的主要创作活动进行具体考察,粗线条地勾画出现代主义特征在新月派创作中的发展演变轮廓。     

论新月派的和谐节奏诗学

和谐节奏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新月派诗人,他们认为节奏体现的是一种和谐关系,即一种"音节流转和有机整体"的美学效应。在节奏单元建构上,他们追求"等时性"和"比例"感,其中孙大雨提出"音组"说,饶孟侃提出"拍子"说,闻一多提出"音尺"说。他们重视节奏层级的组织,特别注重行式建设,孙大雨对"音步内的音节数"与"诗行内的音步数"作了探讨,朱湘强调"行的独立"与"行的匀配"。在诗体建构中,新月诸人大都运用"参差均衡"的结构之法,在音韵试验中追求"统一和协调"。这种诗歌节奏追求是对"五四"时期诗歌观的进一步拓展和创造性实践,表现出了新诗形体建构的自觉。     

论新月派的戏剧观及贵族气

新月派同仁对于戏剧虽然都是"嫡亲外行",但他们都热爱戏剧,并且以他们贵族的方式玩味着戏剧.将戏剧视作纯形的艺术,认为戏剧是少数贵族人的艺术,认为贵族的戏剧只需要小剧场不需要大剧场.显示出新月派戏剧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李成宇“五四”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突破了旧诗的格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新诗一味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①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完全脱开了我国古曲诗歌的优秀传统，这就使新诗创作逐渐流于松散，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作...     

理性与秩序:新月派的文学观及其意义

新月派的文学观一向被视为浪漫主义,这种相沿成习的看法其实并不确切。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群体,反叛浪漫、抨击感伤才是“新月”之所以成“派”的凝聚点和粘合剂。新月同人一致的文学理想是以理节情、追求秩序与规范,表现出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在激烈变革的现代中国文学中显得格外醒目。新月派的文学观具有向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回归的倾向,同时又契合了世界现代文学放逐抒情趋于客观、克制的发展态势,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文学起着制衡作用。     

“新月派”格律诗：普遍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

新月派诗歌总体上表现着对精神的自由与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诗人的欧美留学背景及其自由主义信仰决定了其诗歌是个人话语性质而不是民族国家的集体话语。新月的这种精神自由与形式完美的追求,是把诗歌当成诗来写的艺术家的态度,而不是把诗歌当作社会改造的宣传家的态度。他们的纷争主要是通过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诗歌形式与精神这几组概念来具体体现的。     

论绅士视角与绅士散文

还是在以二元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学批评原则独尊地位遭到挑战、怀疑之际，我们就觉察到，类似“百家争鸣”的本世纪上半叶应该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一批作品，其立场、观念、价值等不能以“进步──反动”这一简单构架加以衡量。带着这一疑问，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1949年左右离开大陆赴海外卜居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林海音、琦君、徐钟等，果然从他们的创作中发现了别一番天地，别一种美学形态。随后，大陆上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也相继热了起来，一直被进步文艺视作暗潮的“鸳鸯蝴蝶派”也重新整理面世，并在…     

从新月派的节制情绪到新生代的冷抒情

诗是主情的。但在中外诗史上，都有主张对情感予以控制的诗歌流派。在西方诗史上，从19世纪初浪漫诗歌的主观抒情到30年代开始出现的诗由主观抒情向客观化描写的转化，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极力主张的非个人化诗论，形成了诗歌艺术表现的新潮流。在我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在艺术表现上节制情绪，倡导新古典主义诗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举起客观主义旗帜，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冷抒情，同样形成了诗艺发展的新流脉。从新诗现代化角度探讨新月诗派和新生代诗人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反叛自我表现新月和新生…     

“开放的文化观念”——论新月派的文化观

新月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亦有承继,对于西方文化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他们在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不足的同时,提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各种文化之优长,其文化观展现了他们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努力,不能简单概之以"全盘西化"。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在理智认识与情感依归之间的纠结,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复杂面相。     

中东什叶派"新月"的形成及其影响

伊战后,伴随着什叶派主导伊拉克政权,中东形成了从伊朗延伸至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什叶派"新月"提供了认同基础,伊战后新形势下美国和逊尼派的威胁与压力则是其成型的根本原因.什叶派"新月"改变了中东两大教派的力量对比关系,提高了什叶派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影响,导致波斯与阿拉伯民族争夺的加剧,致使地区政治进一步教派化.什叶派"新月"的形成是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中东国际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变动期.     

论50年代现代格律诗理论--兼与新月派格律诗理论比较

本文论证了50年代中国格律诗理论的基础及其理论内涵,认为它继承了新月派、中国新诗派对格律诗的可贵探索,体现了当时的诗歌理论家对于诗创作实践的深入思考.     

学衡派诗学的形成、重构与融合

学衡派在中西古今会通视野中,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换,进而开拓旧体诗学新天地。从共时性来看,学衡派诗学的诗歌语言观、形式观、文学发展观、批评文体观是在五四新旧文学论争中形成并不断修正的。就历时性而言,学衡派诗学在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换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对诗界革命的开拓、对同光体的新探以及对现代词学建构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新旧过渡时期中国诗学转型的另一种途径与可能性。虽然学衡派内部因各自诗学渊源、旨趣及个人际遇的差异,在宗唐与宗宋、趋新与改良、诗史互证与审美批评上存有分歧,但依旧在分歧中走向融合,折射出学衡派诗学的复杂与多元面貌。     

倾斜的象牙之塔——前期创造社、前期新月派文艺思想的悖论

前期创造社与前期新月派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这种文艺思想的复杂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形态,而且对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论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道光皇帝被迫允签了《南京条约》,可是清朝统治者长期形成的“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放弃。道光之子咸丰登极不久就宣布,“中外大臣非派令兼办夷务,本无外交之义”,显示出他严守旧制的态度。然而咸丰皇帝死后不久,清政府就一反惯例,实行了“借师助剿”。“借师助剿”表明清统治集团传统闭关观念和统治政策的重大改变。清统治者是如何从“华夷之辨”转为“借师助剿”的?无疑是与咸丰时期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妥协派有关。由于在妥协派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史学界尚未见完整的研究成果问世,故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