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出击”的形成与终结

"两面出击"是1960年代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左"的政治氛围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在与苏联交恶、又没有与美国缓和的情况下的一种生存状态。中国与美苏同时交恶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美两国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转向实施联合反苏的外交战略,"两面出击"最终终结。     

欧美对华启动纺织品"特保"程序的背景分析及我国对策

2005年伊始,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取消,中国纺织品全面出击全球市场.但是美国和欧盟以其国内法为依据相继对中国纺织业启动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程序(简称"特保"程序).欧美的限制措施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我国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创制市场经济法律环境,运用多边争端解决体制,完善国内相关具体制度加以应对.     

再论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在解放战争前期,中共更注重美国而不是苏联在中国的作用.1948年春后,随着建国任务的到来,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生成了.由此出发,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心转向苏联.中共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整合国内政治力量,协调与大国的关系,最终宣布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     

美国对中国"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与中国的对策

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美国对中国同时适用反倾销与反补贴贸易限制措施.学界对此认识分歧较大,针对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提出种种疑问.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成为最关键的问题.本文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次讨论美国对中国并用"两反合并调查"的法律依据问题,并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赶超苏联:"冷战"格局下的另一种竞赛——关于"大跃进"目标的解读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     

赫鲁晓夫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解冻文学"思潮之涨落起伏,与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有因果关系.推动"解冻文学"思潮兴起和再度兴起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刹车"并控制其发展的也是赫鲁晓夫.至于推动与刹车的时机,则完全取决于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以上两种方法交替使用,不仅反映了当年苏共文艺政策的摇摆性,而且暴露了其政策的矛盾性.最终,赫鲁晓夫虽然以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阻挡住了"解冻"大潮"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但是后者却由外溢转入地下,并与其他思潮汇合成为八十年代末冲垮苏联的潜(暗)流.     

"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其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愤恨不已,对美国和英国只顾自己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行径亦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得到这些大国的援助,而此刻他更关心的则是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既然苏联同意并尊重中国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也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权衡利弊,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1945年年初蒋在日记中写下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十分贴切地概括了他在面临对外政策抉择时的矛盾心情.     

美国"冷战"政策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

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与美国"冷战"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因"冷战"政策而转变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使苏联获得有关领土的法律依据缺少说服力,同时也给日本收回领土提供了口实;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但又不规定其最终归属对象;美国对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干涉,表面上支持日本方面主张,实质上阻止日本方面妥协而使领土问题成为遗留问题。美国国际"冷战"政策是造成战后日苏及日俄领土问题形成最重要的外来因素。     

从生态翻译学看"文革"十年的苏联文学翻译

"文革"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低谷时期.由于受到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大大减少,但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翻译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不论是在选材方面,还是翻译策略方面都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译介出版进行了分析."文革"时期的苏联文学翻译,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形势、时代背景等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翻译群落生态来看,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严重,译者的身份被边缘化,但并不能就此否认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经济学"西化":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由"500天纲领"引发的思考

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苏联经济学"西化"的严重后果,集中地体现在"500天纲领"上.它渗透着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然造成严重的危害.苏联经济学"西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最高领导层抛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深刻教训,防患于未然.     

浅谈"中国威胁论"的根源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发展的模式和道路选择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话题,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担心中国崛起是否会重复德国、日本在二战前,苏联在冷战中走过的崛起又失败的老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势必构成中国继续发展的阻力.本文拟就对"中国威胁论"的根源进行分析,以求对"中国威胁论"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冷战后美国霸权衰落的历史轨迹

"美国例外论"引致出美国的两种政策倾向: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虽然两者都是构成美国霸权政策的思想基础,但在冷战后时期,由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圣战"式的干涉主义在美国对外行为中更为突出.为了谋求霸权利益,美国不惜实施"程序暴力".然而,当"程序暴力"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习惯性方式以后,美国的霸权也在不断透支.在其实力无以为继之后,为了继续维护霸权,美国采用"软干预"的方式.从"程序暴力"到"软干预"的转变表明.美国权势的衰落已经从权势霸权转变为制度霸权.美国的"软干预"遭到来自国内外的"软制衡",因而美国的制度霸权也在衰落.     

"耐普曼"问题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

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兴起的新兴阶层"耐普曼",在当时的苏俄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的实质问题是"新经济政策"的本质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止,"耐普曼"阶层最终消亡,"耐普曼"消亡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定型,苏联社会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逐步固化和僵化,苏联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也逐步固化和僵化.     

1931—1937年苏联的远东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这是由于苏联当时国内外条件所限,也是为了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德日防共协定的订立使苏有两线作战之忧,继续保持中立已不可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对日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苏联也开始走上援华道路.     

法学"中国化"及其实现方式

目前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法学理论和方法的热衷是主流现象,同时苏联法学的一些陈旧观念仍在影响着中国法学界①,而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问题却缺乏切实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开始呼吁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近期邓正来先生更是以"中国法学走向何处?"一题连发四篇宏文,对中国当下法理学的一些思潮进行批判与反思,"法学中国化"的提出即是对此批判与反思所作的一种回应.     

"入世"对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影响及其我们的对策

"入世"对我国新闻出版业的影响有两种一是由世贸组织协定中与新闻出版业相关的条款直接带来的;二是由中国"入世"后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间接带来的.这些影响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我们应从挑战和机遇两方面来考虑我们的对策.     

"民族"概念的演变

"民族"概念的演变主要有三个基本源流,分别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概念的每一个基本源流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都以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丰富着"民族"概念."民族"概念不同源流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双向交流.中国的"民族"概念要敢于同外国的"民族"概念进行接触和对话,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