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伦理的变迁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构建

政治与伦理密不可分,在政治生活中需要伦理价值对政治生活进行规范.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伦理价值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文章从政治伦理的概念出发,具体阐述了中国政治伦理的变迁,强调了当前构建中国新型政治伦理的必要性,以及提出了如何构建这一问题.     

“样板戏”的伦理观

“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使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领袖、阶级关系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伦理观念,这些观念在“样板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人民与政党之间的恩情形成了政治伦理,由阶级内部的友爱与阶级之间的仇恨形成了革命伦理。政治伦理的性质决定了革命伦理的特点,革命伦理的内在关系反过来证明了政治伦理的合法性。     

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政治信用伦理被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价值,是城邦国家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在中世纪,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糅合在一起,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政约--守信"关系,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否定政治信用伦理的非道德主义思潮.但随着社会关系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随着以市场、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内容的近现代文明的出现,政治信用伦理在西方民主社会得到高扬,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基.     

存在论视角下的工业伦理问题管窥

在近现代工业化历程的两百年间,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加剧了工业社会中的人对"无家可归"的忧虑.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引发普遍价值的抽象性与人类工业生活实践的具体性诘问、同一国家或民族文明内部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引发传统断裂与信任缺失,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体系内部诸因素如伦理、经济、政治、法律、宗教与技术之间的价值冲突,它们构成了工业伦理的基本问题.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伦理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实践伦理,工业伦理必须更新理论形态、深化理论内容、发展理论结构,方能为处理人类工业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及伦理困境提供价值判断与选择依据、行为规范和应用方法.     

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

正确看待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全球政治伦理只能是建立在多样性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基础上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和政治行为规范,我们应积极寻找对策,促进这种共识性的全球政治伦理与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论中国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型

从政治与伦理之间内在的价值关系看,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一般表现为对政治伦理的工具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探究;从政治伦理的理论结构看,它应该包含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等内容;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理论特征和影响看,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看,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加快制度伦理建设、树立全球政治伦理意识等,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主要历史使命。     

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

技术伦理实现范式是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根据技术伦理的基本范畴,技术伦理实现意味着人与技术间应然性关系在实践中的落实,以及相关伦理角色在行动中的彰显.据此,当代技术伦理实现的范式转型可作如下锚定:技术伦理实现的目的从捍卫人与技术之间的界线转向追求人与技术之间的本真性共在关系;技术伦理实现的主体从具有绝对自主性的“人”让位给“人技混合体”;技术伦理实现的机制从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变为技术与伦理的互嵌伴随.这一转型的价值取向,既包括技术伦理实践旨趣的复归,又透露出一种后人类主义视角和基于责任的伦理规范.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的内在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充满内在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城邦的生成、城邦存在的目的、城邦政体的选择、维护城邦的稳定和秩序的原则、对待城邦内政治冲突的态度等诸多方面.这种张力的根源,首先,是哲学和政治之间固有的张力在其政治伦理中的内化;其次,是其形而上学、人类学、认识论、目的论等哲学思想的二重性在其政治伦理中的体现.这种内在张力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伦理观上自相矛盾,恰恰相反,他蓄意保持这种哲学的理想性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性之间的张力,因为这正是政治伦理的本质.     

从伦理政治架构看公共生活伦理形态变迁

从伦理政治架构这个视点可以看出,传统社会、近代社会、当代社会具有不同的公共生活伦理形态.传统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同一,国家伦理支配和覆盖社会伦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与安排建立在信念伦理基础上.近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分化,国家伦理用宪法价值来建立,公共生活的组织和安排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当代社会,伦理政治架构形成双向互动结构,国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相关联方式变化,不是政治对伦理自上而下的道德控制模式,而是伦理对政治自下而上的道德渗透模式.公共生活伦理的良序实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意志和政治权力,需要重建公民精神和公共价值伦理的道德基础,而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政治伦理的底线与底线政治伦理的理论建构

政治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个体生存问题以及类生存问题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双重底线,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的价值共契成为化解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有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政治,亟待建构一种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的”、“宽容的”以及“发展的”等价值观的底线政治伦理。     

科技伦理学研究之内涵

科技伦理学的兴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必然 ,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是时代的呼唤。作为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 ,科技伦理学要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间的关系 ;作为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科技伦理学又要研究科技道德现象 ,研究具体科技领域中的种种道德问题     

从伦理学角度看克隆技术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克隆技术,由此引发出克隆人的问题。克隆技术本身具有的“双刃剑”这一特性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目前关于克隆技术的利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阐述了科学技术和伦理学的关系后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克隆技术对伦理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伦理学理论要为克隆技术发展导航,加快伦理学研究以实现人类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化控制的要求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度探究--评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是近期我国深入、系统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又一部精品力作。该书开辟了从科技文化视角跨学科研究科技伦理学的新学科生长点,廓清了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尝试构建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加强科技伦理建设的对策建议。     

网络技术的伦理问题与伦理关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构筑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这个新型的生存空间里,人际关系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由此也产生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要使互联网技术健康发展,必须深入研究网络伦理,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倡技术与人文的融合,防止网络技术异化。     

亚里斯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

亚里斯多德在伦理哲学方面全面地概括了整个希腊时期科技伦理思想,肯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正确内容。他以自身科学的智德尺度,考察了众多科技领域,初步形成了他科技伦理的思想体系,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体系化的第一人。     

科技哲学视阈中的幸福

一直以来,幸福问题始终是伦理学的中心问题。科学技术是实现幸福的基础,人类幸福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幸福度。然而从古到今在看待人类幸福度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只有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才能让科技更好地为人类幸福服务。     

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前沿探究--第十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十二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围绕“科技文化与科技伦理”这一主题,考察科技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及其嬗变;审视高技术前沿的伦理问题;评介国外的技术伦理前沿理论;分析科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探讨生态科技文化及其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思考大数据时代我国科技传播文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提出“两种技术哲学”融合的可能性及进路。     

科学技术伦理何以可能

科学技术伦理不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简单交叉与融合,伦理道德的内容内在地包含于科学技术之中,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应有之义。人类在创造科技之时就赋予了其伦理内涵,科技活动作为人类追求自身福利的活动,在本质上乃是人类的一种伦理追求。科技伦理是科技创造活动和科技成果中所蕴含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内在需求的属性和品质。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理论主要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科学地探讨了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科技道德原则;阐明了科技道德的主要规范。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科技伦理思想和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科技伦理思想精华创立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理论主要来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这一伦理观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的.它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体认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在于把握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启迪人们:在科学领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与关爱自然,要注重科技的功用,等等.现代科技伦理精神则超越了科学领域,进入了科学--社会领域,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对科技成果合理应用的道德责任意识,体现了科学家肩负的促进科学发展和人--自然--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道德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