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及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理上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强调未成年人宜教不宜罚的"保护主义优先原则"以及构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等等,对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及现代化意义

矜恤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特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古代家族主义和泛道德化的产物.矜恤思想对传统法制的影响体现在立法中,同时也贯穿于法律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领域.其在法律原则方面体现为追求立法简省、对特殊群体刑罚的减省和区分犯意、奖励自首;在律其中体现为赦宥、录囚、恤囚和存留养亲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案件的上诉与复审以及对死刑的复核复奏.矜恤思想的现代化意义主要在于其揭示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体现的刑法谦抑底蕴和人本主义精神.     

特殊群体从宽处罚问题的法理解析

特殊群体作为需要给予特殊帮助和保护的群体,其合法权益需要针对其特殊性给予：待别的保护。我国自古就有“矜老恤幼”的思想,且在法律制度中彰显其精神。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刑法领域中体现为刑罚制度的又明与进步。当今社会人权意识普遍提高,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权利,刑罚人道主义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刑罚观。对特殊群体从宽处罚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和要求。刑罚人道主义不排斥刑罚个别化,在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上,体现为在定罪、量刑上要考虑其生理、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通常在一定程     

中国古代监护法文化特质探析

中国古代监护制度是由“孝”、“慈”、“男尊女卑”、“矜老怜幼”和“天伦之乐”等五个法文化特质构成的。这些特质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从而构成一个稳定的整体。     

人文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监狱制度

人文主义是指崇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本性的观点或思想体系。其最根本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其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尊重人的需要和利益、防范人的恶性、宽容人的弱点、鼓励人的优点。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法律思想以重民恤狱为核心,古代监狱制度中长期实行的恤刑、悯囚、录囚等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基本原则,闪现着人文主义的光芒,是值得借鉴的传统资源。     

传统“孝”伦理的法律分析

"孝"伦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一直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孝伦理基于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强调儿女应当"事亲"、"敬老"以回报父母,由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父母与儿女代际间的社会契约法律关系.而且,这一契约关系得到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强有力的保证.这一契约关系在古代传统社会里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着符合时代需要的重大价值.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法俗”特质

从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发,以"法俗"概念为中心,从民俗学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法律样式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从中国早期法律的原始创制以及儒墨法对其"法俗"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来看,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综观秦代法治,"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问俗",还要"化俗"。由此,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     

论我国古代小说中商人形象的伦理色彩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创作原则;其二是中国古代长期的抑商政策和贱商观念;其三是中国古代的伦理型文化背景.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源——试论西周中刑原则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中刑、中罚原则,主张在刑罚运行中坚持罪刑相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它规定了自首从轻、疑罪从赦、宽恤刑罚的处罚原则,区分了故意与非故意、偶犯与惯犯(初犯与再犯),将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中刑、中罚原则的"中"指轻重适中,恰到好处,反映了"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是对周初轻刑思想的修正,开创了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先河,是日后诸多刑法适用原则的源头,从中也能体察到现代刑法理论的踪迹,对考察中国古代刑法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和谐"与"和谐社会"

人们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谈论"和谐"与"和谐社会"问题.但是,以西方哲学为视野,对西方哲学中的"和谐"定义、诉求、"和谐社会"的黄金规则以及架构之维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彰显,建立在"正义、差异、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社会"追求同样存在于西方哲学文化之中,也必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不折腾”思想的政治学解读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不折腾"的通俗表达体现了重要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多元民主社会下政治宽容与政治共赢思维,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体现了执政党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体现了执政党执政自觉和执政理性的日益加强."不折腾"的政治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浅谈"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在马克思哲学中,自然存在物是人的劳动创造的,“物”或“自然”都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扬弃和否定“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人依赖于物”的“物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拜物教唯物主义”,其现实危害相当严重。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灵魂。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是目的”、“人的本质”及“人的自由”等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原则,把人的精神力量视为人的“内在本质”。“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从“物的层面”揭示“资本社会”的“物化”和“物的依赖性”的本质的“实证科学”的总观点和总方法,它绝对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有“实践的人道主义”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理想。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人既是最终目的,又是根本动力,同时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新农村建设速度的关键因素。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管子》“教训成俗”的道德教化论

《管子》的教化即道德教化思想,不仅有着完整的体系运思,而且不乏亮点;把因循作为施行教化的原则,则是亮点中的亮点。推重依据个体的具体情况来施行教化,体现了对个体的高度重视,无疑为个体自身价值的社会实现创造了最好的前提条件;强调根据人的具体能力来使用人的运思,对教化实践的润滑运行无疑是有力的支撑;在教化调控的问题上,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聚焦“水”对形成人性格的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在教化史上有着独到的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也有着借鉴的价值。当然,在能力的方面,它重视的也仍然是道德第一、才能第二的中国古人共同选择的价值指针,并没有走出道德决定主义的怪圈。     

"执中致和"本义考

"执中致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表示协调不同声音,构成美妙的乐章.当人们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事物发展规律后,便逐步向认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心灵审美各领域拓进,要义是将利益不同、政治要求不同的力量协调起来,实现国安民悦的"大和"目标.甲骨文"中"为"王旗"形,表示王法之中道,后伸延为道德之中正,认识之正确,以及人性之至诚、人情之中节."执中致和"就是执政者以其中直之性和中节之情,实行合乎中道的法律制度,让矛盾中的各方各得其位,使创生中的万众各张其性.但由于"执中"权在君不在民,而原本作为协助君王"执中致和"的士人,在利禄的诱惑下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之后,竟投王所好,使君权失去了稳定的、理性的制约力量,这样,其"中"不中、其"和"不和便成为经常的社会现象.在经过长期的治乱循环之后,人民最终以民主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君权专制制度.而今天,当我们运用"执中致和"的思想资源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忠实地分析这一理论的本义,注意克服其主客观的历史局限性,使它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国际文化传播与“和谐”外交

在国内如火如荼地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也推行了"和谐"的外交理念,而对外传播本民族文化成为该理念实施的重要方式和步骤.本文概括并分析了国际文化传播在外交领域的功能,继而侧重从和谐外交实践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国际文化传播.